人生的荒诞主要是由忠字礼堂和合同体现的。备受关注的忠字礼堂自行倒塌了。从前面描写的情形看，这应该是仙鹤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会在村民的心里引起很大的震动，产生悲伤和失落感。可是事实却恰恰与此相反。村里人不仅没有表现出悲伤、留恋，甚至也没有人对此在意。小说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描叙：
忠字礼堂倒了，没有人知道它是怎样倒的。仙鹤村的人记得，那天是十一月二十二日或者是二十三日。派出所的人来调查的时候问阳历是哪天，谁知道呢？反正是那天。有人说，那天夜里听到了轰隆一声巨响，像打雷一样，这大冬天的哪有什么雷呢？真是有些犯邪乎。有人说什么也没听到，连下雪的动静也没有。听没听到又能怎么样呢？忠字礼堂反正是倒了，是白天倒的，还是晚上倒的，派出所的人越问越糊涂，谁知道呢，反正是倒了。[1]363-364
模糊的记忆、麻木的感觉、漠然的心态。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事实上忠字礼堂存在与否对于仙鹤村人来说并不重要，他们更关心的是眼前的利益，比如礼堂倒了还可以腾出几亩好地种点儿粮食。这种情形和誓死守卫忠字礼堂时的表现有多大差别！
更令人出乎意料的是那份与广东商人签订的项目合同书，竟然也是假的，被车相渚塞进了碎纸机里：
车相渚把已经撕成长条的白纸拿到碎纸机前，慢慢地塞进去。这个世界真是太奇妙了，科技就是这样发达，这些合同瞬间变成了一堆纸屑，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1]356
是的，没有什么了，什么也没有了。合同本来是拆除忠字礼堂的开端，是所有矛盾的肇始。乡党委成员曾经因为它而那么兴奋，郑之渊曾经为了它而苦思冥想、竭尽全力、屡遭磨难，柳恒稳因为它而离开了仕途，仙鹤村的人因为它而群情激奋，与乡党委势不两立……可是，在一份被粉碎成了屑末的假合同面前，这一切还说明什么呢？只能说太滑稽了，太可笑了，“如同一年来仙鹤乡发生的所有事，本来就发生得没有任何意义。”[1]356
郑之渊是个难得的乡村基层干部，他有理想、有道德、有能力也有魄力。任职之初，他就想在乡里干出一番事业。做党委书记的一年里，他恪尽职守，努力工作，兢兢业业，一点一滴地改变着乡里的面貌；而在未来的日子里，他更是有许多事情要做，比如兴建一些工业项目，比如开辟乡里的旅游事业，总之要使政府的福利体现在每一个老百姓身上，让全乡人都过上好日子。“郑之渊知道，自己并不是为了什么政绩，而只是想留下自己的足迹，想把自己所有的聪明才智奉献给这片土地，想把自己的理想国度变成世间的幸福桃源。”[1]352这固然有些浪漫，倒也无可非议，甚至可以说是一位年轻干部生命活力的高扬；可是现在，这一切却变成了货真价实的空想！村民对忠字礼堂前后态度的对比以及合同真相的暴露，使得郑之渊及其属下所做的全部努力都成了泡影，成了笑料，成了没有必要存在的思想和行为。
主人公郑之渊的遭遇很容易使人想起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想起堂吉诃德如何挥舞着长矛大战风车；也容易使人想起贝克特笔下的两个流浪汉，想起他们怎样一心一意地等待戈多。所不同的是，堂吉诃德也好，流浪汉也罢，都确信假想对象的存在，即使所有人都不这么认为，当事者也是幸福的，因为主客观在他们的眼里保持着一致，他们的内心世界是完整的。而郑之渊就太不幸了。他不幸就不幸在他亲眼看见了事实的真相而且还要亲手澄清事实的真相，看到了他认为是真实的东西实际上却是虚假，他所有的心血都是白费，所有的努力都毫无意义。谎言颠覆了真实，虚无取代了价值，荒诞也就如同积攒在岩缝中的泉水，一点一滴地渗透出来。这里所表现的已经不全是客观世界，而是人的感觉，或者说是从客观到主观的延伸。尽管郑之渊拿走了合同复印件，仿佛有查个水落石出之意，但谁能保证不是又一轮荒诞的重演？改革不仅仅是为了经济的繁荣，更在于人的价值得到肯定，能力得到发挥，主体能动性得到发展。当改革者的人生价值在现实中被无情地泯灭时，人心怎能不冷若冰水？郑之渊的幻灭感，有着浓郁的西方现代主义哲学、文学的悲观色彩，它已经暗暗地显示出，作者所著眼的真实，已然由现实转向了现实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