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接下来的仙鹤村换届选举一事，也和拆除忠字礼堂的结果一样，以失败而告终。
换届选举是关系到村子发展和村民利益的大事，民主选举是上级的规定，也是国家赋予百姓的权力。然而，尽管以郑之渊为首的乡党委对此事高度重视，而且做了细致可行的部署；尽管管理区书记田沧海为保证选举能够顺利进行战战兢兢、殚精竭虑；尽管选举过程中的每一步都小心谨慎、严格执行市委的规定，而且也确实选出了新一届村委班子，可结果还是失败了，村换届选举委员会不得不贴出这样的通告：“……根据《山东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的规定，经乡选举委员会研究决定，仙鹤村本次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无效，半年内另行选举……”[1]342
拆除忠字礼堂和村委换届选举为什么失败？是行为本身不符合村民的利益吗？不是，从书中的描写看，仙鹤乡人的生活并不富裕，好多人家甚至可以说非常贫困，衣食不丰，有病治不起，学费缴不上，甚至病人想吃肉都要省着买；是忠字礼堂不该拆除、换届选举不改进行？也不是。选举本是上级规定，况且对于现有村委班子，老百姓也不是十分满意。而作为已经废弃的一所建筑，忠字礼堂在仙鹤村似乎也只是闲置着，没有什么用场，谈不到损害群众利益；是仙鹤乡党委的能力太低、工作不力？更不是了。和时下许多基层领导班子相比，仙鹤乡班子成员虽然也各怀心腹事，个别人也可以说是干部中的垃圾，但总体上却是和谐努力、勤勉公正、积极向上的。尤其主要领导郑之渊，更是要水平有水平，要能力有能力，不存在领导不力的问题；是仙鹤村干部群众素质太低、蛮不讲理？好像也不能这么说。某种角度看，他们也很聪明、世故、懂得维护自身的权益。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拆除忠字礼堂和换届选举在乡党委费尽心力之后还是失败了，乃至郑之渊为此受到牵连，被变相惩处，调离了他仅仅做了一年的乡党委书记的岗位？似乎很难说得清楚。而就在这种说不清中，小说体现出了现实主义的独特魅力。
仙鹤村表面看是个稳定平和的村子，甚至可以说是全乡的样板、先进。可就是这样一个样板村、先进村，内里却繁杂无序、离奇古怪、混乱不堪：四十年前的“文革”史因四十年后的一场丧礼而在人们的头脑中重演；植树种绿芦笋本是利民的好事，却实施得艰难；年轻美丽、心高气傲的葛小窈为了钱与年长她许多的族中长辈孙维下鬼混；柳恒稳一味拖延拆除忠字礼堂既是碍于村民的情绪，内里也包含着一己的私心；仙鹤村一边充满了儒家文化传统，一边是不赡养父母，打骂老人；村里人对集体和上级缺乏信任感，越是上边让干的事情，老百姓越不干；村民利用上访的权力无理要挟乡党委；柳恒稳一边主动放弃权力一边暗中抓紧权力，一边维持村里的稳定一边又在浑水摸鱼；村里的工作可以无人做，可以做不好，一旦有人认真做就会招来搅扰、捣乱……当然，还有乡里，甚至市里。比如乡党委成员各自藏着自己的心眼儿；车相渚手段拙劣内心阴损能量却可以覆地翻天；郑之渊一心为民反倒失去了民心民意；市委、乡委在工作中尴尬无奈、软弱被动，动则陷入矛盾的漩涡。行政命令在时下的农村经济体制中早已经失效，干群隔膜、仇视对立，人与人之间既互相提防又互相利用……在郑之渊眼里，生活的水面下总好像有一股汹涌的暗流，至于这暗流是什么，源自哪里又流向何处，他说不清楚，更把握不住。所有这些，都是被作者反复书写的。这不仅是仙鹤村世纪初的社会现实，也是中国局部乡村的社会现实，甚至是局部中国的社会现实。
假如小说只写到这一层面，其价值就已经不容忽视了。因为，它以一个亲身经历者的体验，写出了时下乡村生活的复杂性、真实性。这一点，并不是所有同类题材小说都具备的。然而作者却不满足于此，而是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又深入了一步，写出了一种更深刻更有意味的真实——人生的荒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