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者的形象设计并无新意，重要的是他们为何逃亡，逃亡的原因不同，体现着时代的不同。在阿乙的小说里，逃亡者的共同动因通常是无聊，或者是对生活的无法忍受，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下面，我该干些什么》。这个题目本身所传达的是一种“无所事事”的茫然和无聊。这部小说创造了一个“纯粹的恶人”，也就是没有可理解的杀人动机的恶人。电影《老无所依》中残暴的冷血杀手安东·奇古尔曾让人们为之震惊，他杀人毫无感情色彩，人们感受到这种意义被彻底抽离的冷酷。但《下面，我该干些什么》中的杀人犯却更进一步，安东·奇古尔杀人至少有一个可理解的动机——金钱，而这部小说的杀人者却仅仅是因为无聊而杀死了自己的同学。杀人者开始逃亡，他的逃亡并非要躲避罪责，而是想通过和警察间的一场猫鼠游戏，找到意义和快感。在审判中，法官、检察官、陪审团极力要为他的杀人找到一个世俗理由，但是他否认了这一切，他坦诚自己之所以杀人就是因为无聊，想通过极端方式刺激人们对无聊惊醒。我们从逃亡者空洞的瞳孔里，看到了世人行尸走肉般的倒影。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逃亡者的这一反抗行动成了对现代社会秩序的一次动摇。逃亡者形象的价值在于通过一次又一次各种意义上的逃亡，脱离并破坏固有秩序，建立一种固有秩序之外的秩序，从而为所有未逃亡的人展示另一种可能。
可能与危险
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方式，也就是我们书写这个世界的方式。小说发展到20世纪末，已经很难因结构创新而产生新的价值了，结构几乎已经被穷尽，再多叙述方式的花样，也无法创造出崭新的结构，因为人的认知思维已经固化。阿乙的小说在文学形式和观念上没有多少创新，但它们又毫无疑问是好作品。这就引发了一个难题：如何评判阿乙小说的价值？
在我看来，阿乙作品的价值恰恰于在文学自身的线索之外，或者说他向当代作家展示了新的可能，那就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描写当下生活？在大部分作家仍耽于讲述什么样的故事和怎么样讲故事，阿乙更关注为谁讲故事，他的小说聚焦于当下的普通人，他并不写他们的喜怒哀乐，而只写他们所承受的精神重负。以《意外杀人事件》为例子来看，在这篇小说里，杀手李继锡并不是主角，主角是6个被杀者。我们看到几条线索像导火索一样燃向同一个爆点，但在爆炸之后，我们才明白究竟什么是导火索中的火药。李继锡闯入红乌镇杀死6个本地人，这是一次意外事件，但6个本地人的死亡却又在前面的叙述中潜藏着必然，这看似是悖论，其实正是整篇小说叙事的起点和意义所在。在杀手出现之前，阿乙不厌其烦地分述了6个人的生活，但都在某个山雨欲来的点上戛然而止。在他们死后，读者会发现，赵法才、金琴花、狼狗、艾国柱、于学毅、小瞿6个人在自己的生活里已经走到了无聊的尽头，杀他们的外地人不过是帮助他们结束了这无聊。
我们还应该看到这些小说对当下文学创作的价值。在出版者的推动下，阿乙和蒋一谈、曹寇、苗炜等一批作者一起，重新推进了短篇小说在读者中的地位，中短篇小说在浩如烟海的长篇小说的围剿下，终于露出一丝缝隙。阎连科曾表示，似乎感觉到文学正涌动着一股热流，而中短篇小说就是文学的温度计，它的升温，昭示着文学正以多样和崭新的方式进入到现代人的内心生活里，这种方式不一定是体裁的或载体的，而是智性的。当下作家还没有能力以全景式的长篇去表现这个复杂的社会，而中短篇却以灵活和灵敏的触感，为读者点出许多敏感点。当然，读者也早就不期望像看《战争与和平》或《人间喜剧》那样去了解整个时代，甚至不期望像看卡夫卡的《变形记》那样被人变成甲虫的异化所震惊。这是一个没有新鲜事的时代，人们之所以无所感，不是因为无知，而是因为麻木。从这一点上讲，我相信中短篇小说更具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