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很多人都知道，我喜欢萧红，写过不少关于萧红的文字。接下来的时间里，我想说说我对萧红的理解。萧红是好作家，她的好，在于天然的没有边界感，她不仅仅是能解放自我的那种作家，而且，在她生命的后期，她也具有了冲破障碍，向一切成规说“不”的勇气。虽然萧红命运多舛，一生饱受不公，但只要去读她的作品，就会完全明白，她实在是可以称作文学世界的勇者。
我写过萧红的随笔，发表在2011年6期《人民文学》，在那篇文字里，我对写《生死场》时的萧红做过一些分析。下面就是那篇文章里的部分说法。《生死场》有许多不合常理的、让有洁癖者避过头去的书写。写作时的萧红是“忍心”的。她写曾经美丽的女人月英瘫痪后象个鬼，曾经被男人热爱的身体已经成为小虫们的洞穴。她写金枝对性的感受，因为男人成业的粗暴而深为恐惧夜晚的来临，但是，那痛苦分明又追着某种欢乐。她也写乡村女人的生产和死亡，很卑贱，看得时候惊心动魄。
《生死场》里有许多惊世骇俗的身体书写。这边是男人和女人的苟合，那边则是猪的，牛的。在她眼里，全世界都忙着生忙着死。写得很真切。年轻的萧红面对身体的态度一定是矛盾和惊惶的，她很早就有生育的经验，那些性的、生产的经验，都包含在这样的文字里了。她是那种对疼痛极为敏感的女人，可是，在文字中她又可以如此直视那困扰她一生的伤口、鲜血、哀嚎、屈辱。当年鲁迅评价她的写作是越轨的笔致，是“力透纸背”，很贴。看萧红，很多人会想到女性写作领域的“身体写作”，但萧红的大不同在于，她时时可以跳开“自我”，目光辽阔。比如她一方面写饥饿，说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一方面，她也看到屋外的穷人们，衣不蔽体，她并不自怜自艾。
仔细去想，萧红的写作跟“教养”二字完全不沾边。——有教养的女人是温婉和柔和的，是有规矩的，可是萧红完全不是，她的色彩是硬的，是横冲直撞的，是浓烈的而不是素雅的。有教养的女作家是什么样子的？是象早期冰心那样的，如果她想到自己的书写会导致别人怪异的目光和奇怪的流言便会羞怯地停下笔。可是萧红没有，她绝不因为自己天生是女人就要躲闪什么；相反，她象个接生婆一样注视女人的分娩，看着那作为负累的女人身体撑大、变形、毁灭。
谁说女性的写作一定是柔软的、温驯的、素净的；谁说女性的写作一定是羞怯的和肤浅的？谁说女性的写作一定是不锐利不勇敢的？萧红的写作打破了这些惯常印象。我认为，萧红拿起笔写作，首先挣脱和战胜的是自己内心的恐惧。我们都是女性，都是从事写作工作的人，想想我们写作时的犹疑不安，对真相的修饰和掩藏——设身处地，我们就会了解这个女作家如何挣脱束缚，也就会了解这位作家的勇气。
男人们因为抗战获得了男人的尊严，可是，对于《生死场》中进城做了洗衣妇的金枝而言，日本鬼子可以把她抓来羞辱，要求缝裤子的中国男人把门一关照样可以“侵入”。这就是萧红看到的世界。普通作家，或者，女作家，也不一定没看到，没感受到，战争时代这样的故事并不是个案。但是，她们为什么没有写下来？在抗战文学潮流里，她们是不是因想到要顾全大局而略去不写？
大多数作家在写作时都会自我规训，以使自己的写作更符合潮流和文学惯例，大多数作家，都不敢、也不试图去做那个“不合时宜”者。想一想萧红写作的年代，东北沦亡，举国悲愤。尽管她愿意以书写故乡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念和愤怒，但她依然有自己的理解力。她没有完全加入抗战的大合唱，她要寻找到自己的写作调性。萧红写了战争期间女人的感受和困惑：一切都将会因为战争的结束而发生变化吗？这是她的困惑。她为我们保留下了她的困惑，今天，回过头看，这种困惑多么重要和深刻，她比她的前夫萧军要冷静得多，虽然，在他们的婚姻存续期，萧红的写作才能是被萧军及其朋友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