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萧红把《呼兰河传》第一章给朋友看，朋友说，写得不错，但就不知道这是小说还是散文。萧红的回答是，我不管，只要写得好。这个回答是萧红三十岁的时候，她临死前的一年。她还对聂甘弩说过一段话：“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这是萧红写《呼兰河传》之前说的。这些话属于自由的写作者萧红。也许以前萧红在写作中有过她的迟疑和自我否定，但是，到写《呼兰河传》时，萧红内心已经开始养成自由的习惯。
《呼兰河传》写得比《生死场》好，是因为她完全跨越了写作文体的界限，她以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的写作样本对那些所谓的文学惯例说“不”。《呼兰河传》也许放不进某种惯常的文体，但这一点儿也不影响它的魅力。《呼兰河传》中大泥坑的隐喻，小团圆媳妇无端地被杀死，出现在彼时彼地的中国，也出现在今时今日。萧红由一己之所见，抵达了辽远，她写出了人类整体的命运和际遇。这个作家写出了“这一个”世界。萧红只活了三十一岁，生命短暂，但是，她文字的生命却远超过她肉身的。《怀念鲁迅先生》、《呼兰河传》能为万千读者诵读，能为几代读者共同热爱，实在是一位目光辽远、内心养成自由写作习惯的作家应得的荣誉。
在我看来，作为作家，萧红为我们提供的经验是，在时代潮流里尽可能去寻找属于她的写作天地。即使有人批评她立场不坚定，写作没有套路也在所不惜。她绝不自我规训和自我审查以使自己更符合大多数人的审美口味。这也是我喜欢萧红的原因。比如当时开抗战创作会议，别人都在讨论如何写抗日，萧红的发言则是，抗日是必须的，但同时她也认为，文学，小说，永远都对着的是人类的愚昧。这样的发言，在那样的场合里，说出来多不容易。如果我们能回忆起自己在各种场合所做的发言，就知道，在一个强大气场里说出格格不入的话，实在是一种勇气。这缘于她对自我写作追求的确信。
不在任何事物面前失去自我，不在任何事物——亲情、伦理、教条、掌声、他人的目光以及爱情面前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这就是我理解的写作的自由。我觉得很多人把自由二字狭隘化了，写作的自由不只是指突破那种审查制度，它也包括作家的自我解放、包括对自我虚荣的一种克服。今天，作为写作者有没有为了获取掌声而扭曲内心最真实的表达——如果有，那是不是另一种不自由，另一种作茧自缚？另一种不自由是隐蔽的，通常被认为在追求自由。这是题外话。
回到女性写作。即使今天男女平等已经成为常识，但是，女性的地位依然与男人不同，作为女性，我们常常会在日常生活中遭遇各种不平等。以前我很愤怒，但现在，我对此也有了不同的理解。虽然要努力争取平等，但是，在艺术领域，这个边缘位置有时也能带给我们另外的视角和感受。那是属于女性的感受，承认并尊重这个感受，不掩藏，把我们感受到的世界写出来，是对平等的追求，也是对写作自由的追求。不怯懦地表达，即使身处边缘，也要发声，也告诉自己要勇敢地与全世界进行平等交流。写作需要自我解放，但是否也需要一种自信——对自由表达的确信，对自我表达的确证？
三
优秀作家都是能在精神世界层面冲破束缚和枷锁的人，内在里他们都有对自我表达的确信。还以丁玲为例，解放区时期的丁玲，很多时候是“听将令”的写作。但《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也的确让我们看到了年轻时代丁玲的影子，那种对自由写作的渴求。《我在霞村的时候》中贞贞被日本人玷污，同时，她也为抗战获取过宝贵情报。那么，这个女人到底是贞或不贞？丁玲写下了她对民族国家利益和个人身体尊严之间那个模糊和含糊地带的思索。这是女性写作，困惑来自女性身体的感受。——丁玲为什么会想到这种古怪的问题？她写出来不怕难为情？有人说是因为她本身的生活际遇，但这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她不让这些灰色的感受流走，她不因为它是私人的感受而避讳，不畏惧这些思考见光。今天看来，在有关抗战的作品里，这小说独具意义，丁玲的思考是深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