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丛书中阐发了“农民战争也并非历史的第一推动力”、“去中原文化中心论”。这在学术界似乎已经是常识，但在公共领域仍少有普及。您怎么看待这种隔阂呢？
郭志坤：我看，这还是宣传问题。在此，我希望有这样一种舆论：“提倡史学家写通俗读物”、“通俗也是一种学术活动”、“青年学者更要承担撰写通俗读物的责任”。有了这样的舆论和氛围，学术界中的常识，在公共领域就能普及。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历史学博士张德文参加了本丛书《魏晋南北朝史》撰写并专门来信期待早日推出这套丛书。信中说：“在知识大众化、数字化的年代，历史学者不应游离在这个历史进程之外。个人电脑以及智能手机的普及，大大促进了微知识的渴求。在此背景下，历史学者的通俗表述为微知识的传播提供了必要的积淀和范本。”行文虽然不长，但一语中的，说清了普及历史知识的重要性。
羊城晚报：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作为学者、出版家，在通史修编、出版的过程中，如何兼顾政治观念与学术独立之间的尺度呢？
郭志坤：这实际上是个“古为今用”问题。作为学者、出版人在通史修编、出版过程中对于“存史资政”也是一直考虑的问题，也就是说，不是就历史而历史，要把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用来推动当前社会向前发展。“历史是最好的教材”、“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历史很有借鉴作用。编写历史，有个选材问题，哪些该详哪些该略，这里有个视野问题，也有政治观念问题。但历史事实是前提和基础，这就是学术独立。这独立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不能编造掺假，应该尊重历史、敬畏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