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陀：这个真是一言难尽。应该检讨的实在不少。2001年我在《漫说纯文学》里，就开始检讨，现在十四年过去了，我还在检讨。不过今天再检讨， 应该更深一步，我现在的一个主要想法是，20世纪过去了，新世纪来了，世界正在大拐弯，中国的诗人、作家、艺术家需要自觉地面对这个大拐弯，应该寻找新的 方向——这就必须对过去一百多年的世界文学发展，尤其是现代主义的发展，做出不同于洋人的、中国人自己的独立的批判和评价，哪些应该肯定，哪些应该否定， 哪些该继承，哪些该扬弃，总之，文学观念、艺术观念要独立，真正地独立。这样的想法最近我在几个场合都说了，但这样做，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以往对路遥的评价是否真的不公平？我觉得是不公平，我能想象路遥当时的郁闷。谁被忽略时候不郁闷？
这些青年人受尽了改革复杂性的折磨——路遥的写作能够对改革历史做出这样的一个文学的、艺术的概括，我以为是他的一个很大的贡献
青阅读：有意思的是，尽管新世纪以来文化界对路遥现象的研究越来越热，但普通读者仍然不买账。您刚才提到的《重读路遥》这本论文集，我在豆瓣上 看到读者的留言，不认可文化界对路遥偏重于社会性而非文学性的研究，对专家们和年轻读者不一致的观点，认为是代沟问题。好的文学作品的标准，在专家和年轻 读者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差距？
李陀：这里可能有“代沟”的问题，但是形成意见分歧的因素很多，我觉得其中一个主要原因，还是我前边说的路遥写作的挑战性，特别是在《平凡的世 界》中体现的那种“全面挑战”，这给阅读和批评带来特殊的复杂性，表面看，有些问题看来似乎简单（比如现实主义问题），实际上却是很多理论和写作实践的问 题都重叠在一起，头绪多，层面多，不容易说清。
比如，路遥的一个挑战，是通俗性的写作能不能具有重大主题和深刻的内容？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路遥写作的“通俗”不是今天流行的商业性写作的通俗，而是对“革命通俗文学”的传承——老作家柳青的写作一直是他的模范，但 是我以为他也挑战了柳青，比起《创业史》，《平凡的世界》不但有继承，而且有发展，其中不可忽视的一面，是路遥明显在通俗性上走得更远，例如更强调故事因 素，强调情节的曲折跌宕，强调人物命运的戏剧性等等。今天看，路遥无疑是成功了，他的小说的通俗性赢得了千千万万的读者和巨大的发行量，那是今天商业性写 作梦寐以求的，可是他们败在了路遥手下，而且是完败。
再比如，很多人都同意《平凡的世界》是写改革的，按照80年代的说法，可以把它算作是“改革文学”。但是，为什么比起那个时代众多的改革文学作品，只有这个作品影响持续到今天，以至于千万青年人都把它看做“励志”书？
这个问题回答起来不易。我的看法是，虽然也写改革，但《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的主题不是写如何改革，不是改革应该解决什么问题，给改革开一个 药方（回头看，当时的大量这类作品的立意，基本都是如此）。路遥的气魄很大，他关心的是中国这场改革的复杂性，并且把这复杂性展示为一幅全景式的文学长 卷。如果我们细读《平凡的世界》，路遥尽管熟悉农村，也熟悉农村改革的种种矛盾和问题，但他对改革的全局，并不做简单评判，哪样对，哪样不对，怎么做正 确，怎么做不正确，而是把孙少安、孙少平、田润叶、田晓霞、高加林、刘巧珍这些农村青年抛到这个复杂性里，让他们在这复杂性里迷惘、漂泊、痛苦，经受对自 己的怀疑，对改革的怀疑，对社会的怀疑，受苦受罪，历尽艰辛。反过来，这些人物的迷惘和怀疑，又是对农村改革的复杂性的具体展现——摸着石头过河，说着容 易，设计起来也容易，可是轮到孙少安、孙少平们，那是挣扎，那是困苦，那是绝望里的希望，那是希望中的疑惑。可以说，这些青年人受尽了改革复杂性的折磨 ——路遥的写作能够对改革历史做出这样的一个文学的、艺术的概括，我以为是他的一个很大的贡献，可惜现在的评论对这一点注意还不够，评论点都比较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