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千万不要小瞧了《红楼梦》里的人物关系，这个关系有一个专有名字，叫宗亲，它属于中国。你要想真正了解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社会结构，不了解宗亲关系是不可以的。什么是西方？人与人的契约，什么是中国？人与人的宗亲。我们以宗亲关系去建构社会的方式一直到1949年才解体的，正因为如此，我一直建议年轻人去读《红楼梦》，尤其是独生子女，你不读《红楼梦》，你就不会懂得中国的宗亲，你就无法了解那个巨大的、隐形的、神秘的中国，你就无法懂得中国的社会为什么会是“人情社会”，你就没法认识“人情社会”的温暖和“人情社会”的邪恶。
说《红楼梦》是百科全书，是一个符合实际的说法。它当然是小说，但它至少还是研究中国式社会关系和中国式社会结构的标本与化石。在中国，为什么建立法治社会如此艰难？《红楼梦》早就告诉我们了，我们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中国文化是“情”大于“法”的文化，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判官面对的往往不是一个公民，而是三姨家的五叔叔的二姐夫的连襟的表弟，这就不好办了。在中国，最常态、最要紧的人际是“托人情”，到现在都是这样，托人情，第一是沾亲，第二是带故。带故的最高境界就是建立没有血缘的沾亲，到最后还是宗亲。
新京报：你曾说阅读《红楼梦》在你的人生道路上有决定性意义，这种“决定性意义”是什么？
毕飞宇：首先是帮助我了解人情世故，我的父亲是一个来路不明的人，这就导致了我和这个社会几乎就没有建立起正常的宗亲关系。还有一点，我的人生过于简单了，就是从校园到校园，很少有机会接触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红楼梦》对我人生的帮助实在是太大了。比方说，《红楼梦》里有个赵姨娘，曹雪芹说，“尴尬人难免尴尬事”，那我就知道了，你要避免尴尬，第一要紧的是不要去做赵姨娘那样的尴尬人。
此外，《红楼梦》提高了我汉语的修养，我是一个写作的人，语言修养提高了，你说是不是决定性的？古希腊人说：“性格决定命运”，我们的《红楼梦》却说“尴尬人难免尴尬事”，这样的语言特别棒，是地道的汉语。
也许晴雯才是宝玉的最爱
新京报：以现代眼光审视《红楼梦》众多女子，你觉得哪位女性的气质最有现代性？你最欣赏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