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5、211高校培养基础性、学术性、综合性人才，二三本院校培养较高级别的应用型人才，高职院校培养一线领域的专业技术人才。”有专家表示，高校在设置专业时，首先要考虑这种差异性。
2011年末，教育部将就业率与专业设置挂钩的一纸文件，曾引发轩然大波。“唯就业论”的评价指标，被批评为“高校教学的功利倾向与学科调整的实用主义”。如今教育部将专业设置权下放，希望通过此举“优化专业结构，办出高校特色”。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郑志明看来，专业设置标准若要不走偏，取决于高校“顶层设计”是否具有前瞻性，“要将专业设置纳入人才培养的整个体系中，系统考量招生、培养等多个环节。”
学生“受冷”？
专业决策高高在上，基层反馈难受重视
创新企业与网络开发、航空与外交政策、可持续发展与公共政策……如此另类的专业，来自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安姆斯特分校。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些极富创意的专业竟然完全由在校学生自行创制。
这个名为BDIC的项目自1970年创立以来，每年催生出约80—100个至少跨越3个学科的个人化专业。据统计，当前全美有900多所四年制学院和大学允许学生在教授指导下自己创制专业。
这样的自主权，在国内高校学生看来，甚为遥远。“在发达国家的大学，由于有自由申请入学制度和自由转学制度，学生‘用脚投票让大学不得不重视所开设的专业质量。”熊丙奇对比悦，“而我们的高考制度，学生选择专业后，通常还要填写服从调剂。这样，再差的专业也难以因为学生的自主选择而被淘汰。”
有学者研究过美国高校的专业设置权分配，发现其高校在设置专业时通常会受到来自教育管理部门、企业和学生的三重影响。反观我国，在高校现行体制内，专业设置权长期把控在“金字塔尖”，不仅市场的反馈和学生的需求难以通达，还时常遭遇行政与学术之间以及学科之间的冲突。
一位业内人士透露，某高校新闻学院试图设立公共关系学专业，结果校内论证组的多数成员来自管理学院，该院认为公共关系学属于管理学门类，管理学院不办该专业，新闻学院就不能办。
对此，易剑东建议建立一个学校和社会（如校友）专家组，并吸收行业内人力资源管理专家加入，在调研相关行业人才结构、规模以及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进行集体决策，必要时允许学生代表、教师代表参加。
评估“单一”？
现行机制缺乏弹性，外部评价难有空间
仅靠教育部与高校的一张一弛，就能打造出适应社会需求、满足学生发展的好专业？在教育部相关文件中，“鼓励高校引入专门机构或社会中介机构对学校专业办学的水平和质量进行评估”的要求赫然在列。
其实，在高等教育发展成熟地区，第三方机构的介入已成常态。据了解，香港成立了一系列教育中介组织，如教资会、职业训练局、学术评审局等。政府主管部门对于高校专业设置不直接干预，也没有统一的专业目录，而是利用教育中介组织与高校进行对话和沟通。
相形之下，内地的教育环境存在明显短板。“我国第三方机构在公信力和资质上还不行，并不掌握经费和师资编制，没有足够的话语权。而评价学校专业的权力牢牢掌握在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手中。而这，本应该属于社会第三方机构的权力范畴。”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吴霓如此评价。
而在教育部上一轮本科教学工作质量评估中，刚性和固化的标准化专业评价，也被一些教育界人士所诟病。“我国少数顶尖高校本科生已经达到每个专业年均二三十人的培养形态，而一些单科院校和地方高校一个专业动辄一二百人，而且东西部高校生均培养经费的差别一度达到10倍左右。在这种差异背景下用同一标准来评价，既不科学也不公平。”易剑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