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名制购票加大了黄牛党的违法成本，但“电话追拨器”、“身份证信息生成器”以及与代售点的特殊关系，保证了他们仍有相当票源——
黄牛党生意依然挺火
黄牛党是如何建立客户的？
“别进火车站，沿路南一直朝东走，看到第一条向南的小巷你就朝南拐，到巷子口里头等我。”
1月14日傍晚，记者从北京地铁二号线北京站出来之后，随即拨通了女黄牛余彩(化名)的电话。
根据余彩的提示，记者走进了那条巷子。这里离车站大约有500米，巷子东是一家小吃店，西边是一家小卖部，朝里去则是几家小旅馆。
虽然离北京站很近，相对火车站内的嘈杂，这里安静得多，路灯灯光很昏暗。小吃店门口有两个人在招揽生意，几个妇女坐在一家小卖部门口玩扑克。她们相互之间嘀嘀咕咕，记者离她们大约有五六步的距离，虽然她们说话时夹杂了一些暗语，但还是能听明白有关“某某车次”的字眼。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黄牛党了。
记者兜里的手机再次响起，拿出刚要接听对方却挂掉了。一个个子不高皮肤黝黑，大约四十岁的妇女向记者走来，就在与记者擦肩而过的瞬间，她把一张火车票迅速塞进记者手里，记者也把事先准备好的300元钱给了她，前后不过几秒。
记者拿到的是北京至日照的T51次硬卧票，原价224元，黄牛加价76元。
这是一个购票相当难的车次。为了顺利买到票并同时接近和了解黄牛党，记者是在朋友的引荐下，与资深女黄牛余彩电话取得了联系。拿到票以后，记者表示希望邀请她到肯德基喝杯饮料吃点东西顺便聊聊。她立刻警惕起来，盘问记者是干啥的。记者只好解释自己是搞社会研究的，只不过对黄牛党这个行当好奇，没有任何恶意。也许是熟人介绍的缘故，余彩最后爽快地答应了。
并不是每个人一提到倒票的黄牛党都会痛恨得咬牙切齿，介绍记者认识黄牛的这位朋友就不。不仅不，她内心甚至还有几分感激。因为从2006年开始，她每年春节前回老家黑龙江佳木斯的卧铺票基本都是通过黄牛搞到的，虽然每次加价60元到200元不等，但和全天在火车站拥挤的人群里排队等票的煎熬相比，那根本算不了什么。
从北京至佳木斯的火车每天只有K339一趟。“因为车次稀少，一到春运那真是一票难求。”这位朋友告诉记者。今年也不例外，从1月10日开始，她就提前开始通过网络和电话查询，她想预订1月25日至31日任何一天K339的硬卧或软卧，结果让她大失所望，所有的票早就卖光了。但她并没有感到惊慌和绝望，她手里还握着最后一张底牌，那就是找余彩买高价票。
多次的买票经历让她和余彩之间似乎已经建立了某种信任，她甚至还主动把余彩介绍给另外一些想回老家却同样购票无门的老乡。事实上，余彩的黄牛生意网也正是靠买票者的口碑慢慢建立起来的。
黄牛党就是个小社会
据中国社科院白皮书介绍：黄牛党最红火的时候，北京站和北京西站约有票贩子上万人。北京黄牛党基本由四大群体把持：势力最大的是东北帮，约占总人数的1/3，河南帮排序第二，河北帮排位第三，安徽帮排位第四。黄牛党按身份也可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在原籍失地的农民；第二类是下岗或失业的职工；第三类是有前科的逃犯、吸毒者或刑满释放的社会黑户；第四类是其他闲杂人员。
“我承认做黄牛既不光彩也不合法，但没有谁生下来就愿意做黄牛，我也是被逼无奈。”余彩叹口气说。
余彩原来从安徽农村来京当保姆，因父亲患重病缺钱才被老乡带入行。她先是跟着一个老乡“慧姐”学徒，卖出一张票“慧姐”分给她10元至30元的抽成，俗称“砸干棒”。由于缺少资源，只能靠自己冒险在车站内外搭讪询问，运气好的时候一天能卖两三张，运气不好两天都不开张，一个月下来也就赚千把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