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以后，余彩渐渐明白这行当的门道，也积累了一些资源，终于从“学徒型”转为“单干型”，自己找票源，自己再倒出去。那一段是她最拼命工作的时候，因为赚多赚少都是自己的。她最多的时候一天能赚300多元，最少也能赚100多元，每个月下来竟能赚到五六千，不仅还清了父亲看病欠的债，还有了一些积蓄。从2008年开始，她把自己老家的土地承包给别人种，让丈夫和妹妹都出来跟着干。倒票方式也从“单干型”转为“家族型”，她领着妹妹在北京站，丈夫则去了北京西站，亲属携手，两站联合，互通有无，大大提高了倒票额。
“2008年至2010年，是我们一家赚钱最多的时候，攒下了差不多40万元。黄牛最赚钱的时候是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那是票贩子们财富积累最多的时候。”余彩说。
据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侦查监督处助理检察员韩帅介绍，“北京地区参与倒票活动的黄牛大多为外地来京务工人员，大约占到全部黄牛人数的96%。一般情况下，从事倒票的黄牛文化程度比较低，接受过大专及以上高等教育的人大约占全部黄牛人数的15%，其余均为高中以下文化程度，有的甚至是文盲”。
在这行当干了七年，余彩逐渐明白，同样是黄牛，也分等级。像他们这种亲属联手的，虽然依然是最底层的票贩子，但毕竟有了帮手，收入还固定些。更多的人则是散兵游勇式的。他们靠每天倒卖几张票挣点辛苦钱，因为流动性大，一旦出事也很难被查到。即便被铁警抓到了，因为涉案金额较低也只是被罚款或治安拘留几天，出来依然会重操旧业。而稍高级别的黄牛是雇人从窗口买票，有专门买票的队伍，也有专门卖票和退票的队伍。他们内部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包括什么价收票，什么价卖票，离发车时间的什么临界点退票，对于不多加价的顽固客户怎么对待。他们价格统一、口径统一、方式统一，实在不行，还有退票的队伍为其扫尾，为其带来更大利润，避免竞争市场无度无序，保证各个链条都有不同的利润可赚。最高级别的黄牛是“老大”级别的人物，一般都有黑社会背景，他们会控制整个黄牛党票市局面，需要“很硬”的社会关系。
“老大”级的黄牛最风光的时候只需要在家数钱就可以了。一个“高级”票贩子的月收入是一个“低级”黄牛收入的三到十倍。一些“高级”黄牛，在旺季时(如春运、暑运、五一、十一黄金周)他们每天收入都在1000元至4000元之间，淡季时每天收入也在300元至1000元之间。每逢生日小黄牛还要送贺礼。据余彩介绍，有个黄牛团伙的老大“小东北”有次庆生光礼金就收了5万多元。
黄牛党有自己“行话”和暗语
“平常在各车站活动的黄牛差不多有三分之二是女性。”余彩说。
问其原因，皆因为一条：女性票贩子基本不在警察抓捕之列，因为她们永远处于或怀孕或哺乳或带孩子的状态，以此规避法律打击处理。
“有个女黄牛也是安徽老乡，为了躲避抓捕，她总是在怀孕后的几个月出来疯狂倒票，然后再打掉孩子，连她自己都说不清曾经怀过几次孕。”余彩说。还有的女黄牛一被警方抓进去，立刻声称家里有孩子，其丈夫听到消息后，多半会立即把孩子送到派出所，放下孩子就走。要么让警察帮着看孩子，要么迫使警察放人。许多黄牛党都曾受到过铁警打击处理，有的甚至因倒票被处理十几次。
“我发展客户非常谨慎，没有事先打招呼的陌生电话一般都不接，主要是怕遇上民警钓鱼，我身边已经有无数老乡包括我的丈夫和妹妹都曾被铁警处理过，我怕自己有朝一日也会折进去。”余彩不无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