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忆了1980年吴先生讲“中国画围墙终有一天会打破”的情景，他不无感慨：“我是是非之人！”接着谈起“笔墨等于零”的争论。
他说，“不少人根本没看全文，甚至没看过我的文章就参加争论。我讲的是没有内容、没有精神、无病呻吟的笔墨游戏等于零。而我研究石涛的《画语录》，谈齐白石的‘学我者生’，都涉及到前人的成果与我们今天创造的关系”。
我递上带去的作品集请他指教。他仔细地看画册，当看到我作于1994年的《鲁迅胸像》后脱口而出：我到现在没有见过做鲁迅像做得好的。我知道他对我的“鲁迅”不满意。我问：“熊秉明的《鲁迅》怎样？”他说：“那当然好，秉明深刻理解鲁迅。原稿保存在我家里。”他又反复翻画册，停在了《蚕桑专家》和《齐白石》两张作品上，“这很好！在模糊中传达精神，是你的特点”。
吴先生讲真话，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我受批评，也获得鼓励。他的意见促进我反思，对我的发展有了新的启迪。
创新者总有是非，讲真话者也常惹是非。吴先生倔、真、直，可能正是他成为“是非之人”的一个原因。
让荣誉来得晚些
吴先生问我，“你是不是喜欢罗丹？”又告诉我，“秉明有很多思考，他沉静”，“中国古代雕塑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
确实，有一阶段我对罗丹心摹手追。吴先生的话令我深思。他是立足于中国诗性文化，与西方现代主义对语。他不希望看到我成为“罗丹”形式的翻版，翻版就是“笔墨等于零”。熊秉明先生是吴先生的同窗挚友，吴先生对他的推崇，也为我们今天的雕塑家提供了一种价值取向。熊先生学养广博，通哲学、文学、艺术理论、雕塑、绘画、书法等，又大器晚成，这使他的作品凝重、深厚。
吴先生倡导学习民族文化精粹，是对当前学院以西方教学体系为标准的一种批评。他的代表性作品《楚国兄妹》传达了他对古代雕塑，特别是汉俑造型的深刻理解和对远古神韵的欣赏。他的《乐山大佛》则表现出他对佛教造像圆融、自在特点的融通。
2006年的一天，我接到吴先生的电话：“我看到了你最近一些作品，有些重复自己。不要停留在已有的成绩上……你功底深、形式感强，正处于创作的好时期，要不断向前。减少社会活动……让荣誉来得晚些。”
有一次，我告诉吴先生我去了熊秉明先生的工作室，又拜谒了熊先生的墓。
吴先生沉默许久，叹了口气：“秉明可惜走得太早了……”
而今，吴先生也走了。应当说他没有遗憾，因为中国画的围墙逐渐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