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胄对人物造型有着自如的掌控能力。郑闻慧举了个例子，在福建时，黄胄曾带着学生张道兴等外出写生，走到一棵榕树下歇脚，大家都觉得一棵榕树，一口水井实在算不上什么入画的题材，但黄胄却先起勾勒出一棵大榕树，接着又渐次将刚才在树下经过的行人——挑水的、下棋的一一添补其中，巧妙组合，精心挥洒，一件“大树底下好乘凉”的佳作便诞生了。
让少数民族形象成中国画坛瑰宝
黄胄虽然受徐悲鸿影响很深，但却被视为现代画坛上最早突破蒋(蒋兆和)徐人物画体系的画家。张天漫告诉记者：“首先是他创造了崭新的人物形象。”由于他长期深入生活，熟谙各阶层的社会生活，他以炽热的情感、强烈奔放的线条、生动活泼的造型，塑造了无数崭新的劳动者的人物形象。从人物形象来说，他一改过去神仙、道士、高士、仕女的传统形象，秉承了老师赵望云的绘画思想：走向社会、关注社会生活，从象牙塔中走了出来。
“其次是他的人物画展现了丰富内容”——少数民族的生活在新中国成立后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他们开朗、活泼、热情的性格，鲜艳夺目、极富装饰性的服饰，矫好的身材等，都成了画家的描绘物象。如《塔吉克舞》中欢舞的塔吉克姑娘，《套马图》中在马背上套马的牧人，《鹰猎》中架鹰出巡的牧人等。这些典型人物以崭新面貌出现在画面里，“这是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绘画所没有体现的内容，创造出突破传统的足以影响中国画坛的不朽之作”。
黄胄作品中的“速写”特色也让很多人欣赏。冯远指出：“他强化了速写的表现性，不以一笔一墨一线的精致为求取目标，而寻求笔、墨、线交替使用所显现的丰实感觉。看似不经意的复线、废线、甚至败笔，实则有意为之，尤其对于多人物组合和群像场面的整体把握十分有益。复线恰到好处的大量使用从某种程度上助长了黄胄画风的泼辣与强悍。”
对话张天漫——
黄老在新疆找到了直抒感情的最佳载体
广州日报：黄老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必攻不守”，应当如何理解？
张天漫：黄胄创作的观点是“必攻不守”，他不墨守成规，不固守古法，自学成才。他主张生活是创作的源泉，通过速写的方式将生活融于艺术。他说，“如果为笔墨而笔墨，为技巧而技巧是不行的。必须从生活出发，为了表现生活，表现自己对待生活的真实感受而去锻炼笔墨。这样去努力实践，即使技巧差一些，还是会有成绩的。”
黄胄是一个勤奋的多产画家，他的每件作品都是从生活中来，他特别重视对描绘对象形神的把握。他在大量解决造型和构图的写生过程中坚持用毛笔，同时临摹、吸收古人营养以丰富和完美自己。他练习笔墨的目的是让笔墨更好地服务于内容，更好的表现内容，达到内容与笔墨相互生发。
广州日报：一般评价黄老是将速写成功融入中国画，扩宽了中国画的表现，能否具体谈谈他的这一创造？
张天漫：绘画的成功取决于两个方面：技术性成就取决于多画熟练，而艺术性的成就却取决于“画什么”，取决于审美意识的高下和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情感能否引起观众的共鸣。1948年以前黄胄多是画关中、平凉、河南等地的农民。但是自从他到新疆写生以后，黄胄的绘画找到了一个直抒感情的最佳的载体。边疆少数民族在翻身解放后，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新疆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的豪放的性情与黄胄敏锐、豪放的性格十分相符，大漠的西北豪情也借着画家画笔展现给了观者一片崭新的天地。黄胄深入各阶层，以速写创作了大量以生活为基础来表现新社会劳动人民新生活的作品，这些都是以往画家没有涉猎的，使人物画的绘画表现领域和题材都大大地拓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