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莫言与诺贝尔文学奖挂上钩开始，国人对诺奖就开始空前关注，漫天猜测布满文坛内外，国外博彩业也开出赌盘，甚至连星座分析师也前来插足预测了一番，所有的获奖对象都被一一预测后，还有人说也许最终会爆冷。
到底是什么样的“喜好”左右着诺奖评委，让我们回顾一下近两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作品，找一找诺奖的获奖规律。
语言是首要因素
诺贝尔文学奖有一个怪现象让读者很难忽略，自1895年诺贝尔文学奖开设以来，获奖作家多来自欧洲和北美，亚洲仅有印度的泰戈尔，日本的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和以色列的阿格农获奖。难道是亚洲作品真的在艺术价值上低于欧美作品？答案是否定的，回顾这100多年来的亚洲文学，好作品数不胜数。那么，到底是什么让亚洲作品难以在诺奖中站稳脚跟。语言，就成为了首要因素。
试想一下，如果你手上有一本英文书，所有单词都认识，但就是看不懂，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文学作品是具有审美性的语言艺术，对它的价值判断应包括思想性和艺术性两个方面。即便能看懂所有文字，也不见得能完全了解其中所蕴含的民族习俗、独特的艺术表现。
亚洲作品很少以全英文书写，评审学识再丰富也不可能了解世界各地的特有文化。于是，翻译就成为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翻译者对于作品的理解越深刻，作品自然越好，反之，必然会降低原有作品的艺术价值。所以，语言仍是左右诺奖价值判断的条件。
群体记忆的描写
从近十年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描写二战或是种族主义的作品就占了一半。2007年的获奖作品《呼吸秋千》与2009年的《金色笔记》就是典型。《呼吸秋千》讲述了“二战”结束时与纳粹政权合作过的德国人受到的非人待遇；而《金色笔记》，其中的一部分则描写主人公作为作家在非洲的经历，涉及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问题。
群体记忆是一个群体对自己特定文化经历的记忆。有人认为，这是赤裸裸的对亚洲文学的不公。其实，这样判断有失偏颇，就像抗日战争对中国民众造成的影响一样，对于欧美来说，二战、种族主义都是他们社会和个人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描写以群体记忆事件的作品，自然就更容易唤起读者的共鸣，也获得诺奖的青睐了。
理想主义的亮色
诺贝尔的最后遗嘱中，提到诺贝尔文学奖对于“理想倾向”的重视。希望“授予在文学领域中创造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优秀作品的人”。于是“理想倾向”一词，在诺贝尔奖105年的历史中从未中断。
我们如何去理解“理想主义倾向”？陕西青年学者陈仓认为，“就作品本身来说，诺文学奖的指向是作品的‘理想倾向’，很在意是否关注人类精神困境，作品的社会影响力。”要么是作品中主人公对真、善、美有强烈的追求，要么，是作家在作品中要肯定、倡导一种符合人性发展、人道主义的生存方式。
可以想象，如果作品没有这一理想主义的“亮色”，获奖是不可能的。（三秦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