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问2》饱含港片最鼎盛时期的多种卖座要素，包罗万象却又叙事流畅，以单纯博取最大化的观影效果。叶问和黄飞鸿一样是成名武师，都以儒家伦理保守内敛的态度面对现实，尊重女性、照顾家庭、训诫弟子，先以外交手段处理危机，忍无可忍之时又可防守一搏，情绪的释放与观众同步。风烟滚滚来天半，英雄杀出真性情，是以功夫再度凝聚中国概念，功夫片的精神在于敷衍其从竞技层面的“国术”到江湖秩序的“功夫”，再到超越义和团狭隘排外的“公平竞争”的“体育”本质。
与黄飞鸿打遍中国可恨之人还要到美国大战当地流氓、陈真和叶问痛打日本人、霍元甲决战各国拳师一样，从李小龙开始，成龙、洪金宝、李连杰与甄子丹、赵文卓等功夫明星们都要将最炽热的演出打向外国人和卖国贼。《精武门》、《精武英雄》、《富贵兵团》、《霍元甲》、《苏乞儿》等等，都充满着强烈的民族主义，甚至多有民粹倾向，但是观众吃的就是这口，表现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功夫片，其结构和意涵相对稳定，从黄飞鸿到叶问的世界都是自洽的融合时代发展，从古典时代的英雄个人成长、寻宝或报仇之外，走出一条新路，那就是师傅们被赋予了代表中国人反抗的先天契约，观众凝视他们的目光就是要他们睁眼看世界、扬眉吐气。虽然考据历史，黄飞鸿、苏乞儿、叶问、陈真都没有打过鬼子，甚至陈真都不存在，但在形象重塑上却不亚于美国的英雄洛奇、蓝波，这两位也起到了相同的释放民族主义情绪的重任，且被美国的扩张主义背书，叶问等人更多是20世纪中国的高度概括，吃饱饭、行得正、反殖民、求发展。
从1960年代开始，张彻、胡金铨和李翰祥、刘家良、程刚、徐克等导演的电影中，早就分泌着民族主义情绪，不过很多是将视线带回到古代和近代，诸多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成为观众情绪宣泄的对象，鸦片战争之后的晚清更是个箭靶，《火烧圆明园》、《黄飞鸿》、《瀛台泣血》等电影都可以畅所欲言。香港电影新浪潮一代更多现代迷思，这与香港殖民地“失国”有着内在关系，即便到《十月围城》还是有着难以说明的身份之困惑，事实上直到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大不列颠及被爱尔兰联合王国签署协议97回归之前，香港更多在政治、商业、民间等等受到台北的影响。自从李小龙以《唐山大兄》、《精武门》、《龙争虎斗》等电影建立起“民族英雄”的形象，他和他的银幕角色都被定格。中国功夫片的进阶脉络证明，功夫电影从来就不是纯粹的消费行为，在其中释放民族情绪是最保险的，既可以享受成名英雄的绝对空间，又不至于在政治上出现太多问题，这就是华语动作电影的终极之战经常选择外国人来决战的最根本原因。《叶问2：宗师传奇》本身也是对于香港处境的象征，叶问失去家园，过埠又不被当地力量所认可，无疑就是香港在1842和1949年之后的银幕化折射，如何站得住脚，自然还是以行业体系内的专业（对于叶问是功夫）来说话，香港以至于中国在历经百年的磨难之后，既要脱离殖民困境，又要发挥传统，非借助于痛击殖民者才能获取信息不可，最后叶问说出超越胜负、国别的话，是让他代表中国人宣布解殖成功。
功夫-动作电影之外，历史题材的电影也非常容易引发观众同感。《黑太阳731》表现日本人惨无人道的暴虐来刺激观众，《南京！南京！》用复杂的多维度视角来引领观众回望那段历史，《地雷战》、《地道战》本身虽然是教学纪录片，却有着极致的表达技巧，最终成为几代人对于抗日战争细部的集体记忆。中国内地电影在改革开放以来，对于民族情绪膨胀的电影有着相当程度上的审查，姜文导演的《鬼子来了》便未能公映，其中民族情绪的表达有多个层次，比《长城大决战》、《红河谷》更多深意。正面表现抗日战争及其后果的电影，比如《铁血昆仑关》、《血战台儿庄》、《太行山上》、《东京审判》、《理发师》、《黄河绝恋》等等虽然有着不同立意、构思和考量，但都将民族情绪放到最高档。电影确实是凝聚民族情绪的极佳手段，在日本政府至今未忏悔的前提下，尤其是当德国总理勃兰特、俄国总理普京都跪在波兰墓碑的对照下，中国人就没有可能原谅毁灭无数中国人正常生活的国度，不难想象中国电影将继续表达这一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