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春晚小品没有讽刺，显然也不公平。可是也就在赵本山早期，还有《牛大叔提干》《三鞭子》等讽刺乡村干部(也仅止于乡村干部)的作品，之后的“卖拐”系列、《昨天今天明天》的“白云”“黑土”系列、《送水工》等，都是拿农民的土气、江湖骗子(大忽悠)的狡狯、病人的搞笑……等开涮。甚至有人说，“赵本山小品中的包袱和笑料，无不来自于对弱势人群的嘲讽和挖苦，他把自己创造的欢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
关于老百姓关心的热点问题，官员的腐败、房价物价高涨、社会机制的不合理等等在收视率最高的春晚中无一敢被提及。在有票能进现场的观众里，说不定就坐着编剧导演们不敢讽刺的对象。
“春晚整体氛围是喜庆的，人们怀着期望准备乐。‘年三十晚上死头驴，不好也得说好。’讽刺谁，都不合适，要避免得罪各个阶层”。崔凯说破了春晚小品为什么难写，又难乐的根本。
不能不说的“审查”
“讽刺”几乎是春晚小品自诞生起的“原罪”。这个时代需要的是辛辣讽刺。相对悲剧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则是把没价值的东西撕开给人看，但节目审查者对这些要被撕开的“东西”是畏惧的。
“开心麻花”在北京话剧市场已有10年历史，公司总经理刘洪涛[微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前曾参加过一届央视春晚的小品创作，但花费了时间和心力之后，被毙掉了。之后，他们不太愿意再进入这种严格繁琐的审查程序，耗费无谓的时间。2011年，当龙年春晚剧组给他们发出邀请时，他们一开始并没接受。后来是导演组负责语言类节目的导演亲自去公司请他们，他们才答应再试一下。
相比22年前，新人赵本山可没这样的待遇。还未登上春晚舞台，赵本山就被要求“改掉东北方言”，即使已经大红大紫的赵本山也依然每年为剧本烦心，他身后有一个庞大的创作团队，每年拿出三四个剧本供春晚剧组选择，也依然难有满意之作，他自己都不记得在审查中一共被要求改过多少遍。“二大爷”“忽悠”这些事后的流行词当年都是冒险闯关。
应该说，春晚的“审查”伴随春晚诞生那天起就开始。1983年王景愚春晚上表演的《吃鸡》曾在1963年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元旦晚会上公开表演，周恩来和陈毅看了笑得直流眼泪。但“文革”中，《吃鸡》受到了所谓的“笑里藏刀”的批判。这也让“审查”成为春晚的必备环节。
1984年陈佩斯、朱时茂的《吃面条》在开播前两个小时还没通过审查。曾深入采访2012年春晚剧组的一位记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其时在市面上的电影、舞台剧等喜剧作品都还有颇多限制的情况下，春晚作为一台国家晚会，有更多要求也有其苦衷。
时间过去近30年，中国的社会生态早已发生变化，但春晚语言类节目一边排练一边按审查要求改词的传统没有改变。在赵本山的小品只剩下讽刺江湖术士的“忽悠”、其他小品只剩下“妻管严”笑料的时候，人们更怀念当年诸如《牛大叔提干》里的“扯蛋”、《打扑克》里的“小秘管领导”、《拜年》里的“下来了，因为啥呀，腐败啊！耗子给猫当三陪——赚钱不要命”，那种会心又舒心的深刻讽刺。
“天才”演员逐渐离开
小品出现在缺乏喜剧的年代，给那个社会禁忌颇多的时代带来了久违的笑声。在小品后续乏力、青黄不接的当下，人们开始怀念陈佩斯、朱时茂、赵丽蓉、赵本山、宋丹丹、黄宏等同台演出、群星云集的年代。从1984年央视第二届春晚上，陈佩斯和朱时茂的《吃面条》异军突起，到今天急转直下，小品用了不到30年，与相声这种近百年的艺术门类相比，小品似乎还没长熟就开始面临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