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安芦山地震以来，中国红十字会(下称“红会”)再度陷入舆论漩涡。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4月28日表示，“如果两到三年，还是不能翻转‘黑十字’印象的话，我自动请求辞职！”虽然如此，外界对红会能否完成自我救赎仍疑虑重重。
红会到底存在哪些问题，应该如何进行改革？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下称社监委)王振耀。
王振耀认为，红会一身兼具政府性、国际性和民间性三重性质，因此红会的改革必定是中国体制改革的交汇点；红会去行政化并不能一蹴而就，相反红会可以利用其和政府的关系，争取财政资金为公众做几件切身能感受到的事情；红会决策应该向社会开放，最终政府性弱化，社会性和国际性大发展。
红会社会开放度不够
《21世纪》：此次雅安地震发生后，红会爆出救灾物资闲置二十余个小时、未按照捐赠者意愿使用捐赠资金等问题，您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王振耀：物资搁置了二十个小时，那么为什么不能快速将物资发放？要快就得改变体制，实际上是要求红会进行转型，转变政府职能。
未按照捐赠者意愿使用捐赠资金说明红会沟通机制出了问题。其实不仅是红会，包括政府使用民间捐款的时候，往往和民间沟通不够。而在台湾，地震之后的重建委员会一定有民间组织的代表。政府千万不要关上门来做这一件事，这就要求政府体制和公共管理体制开放。其实不止是使用捐款，使用财政款也是这样，世界大多国家都是公开的，但是我们不公开或者公开不够。
捐款必须透明必须开放，所谓的开放必须以尊重捐赠人的捐赠意志为最终目的。因为在使用过程中肯定会面临许多新的问题，红会可以改变捐赠资金使用用途，但是前提是你和捐赠者要商量。
从我在政府机关工作的经历感觉，大家在捐赠上存在一些这样的公共管理理念误区：第一，捐款，我不贪污，我怕什么？我没贪污，你问吧。但是不贪污就没有问题了？不贪污只是最低标准。不贪污，我直接捐给乞丐就行了，他肯定不贪。这恰恰是公众希望红会等公布这一整套工作程序，让外界介入。第二，我公开了，你到《人民日报》上查。我怎么没公开，你不查你怎么知道我没公开。
这都是以前我们这些人犯过的错误。当时民间质问我们：你说你在《人民日报》公开了，我们捐是给《人民日报》捐的吗？捐款是我们捐的，但是公开却对着另一面。后来我们把捐赠资金使用情况打印成册，送到捐赠者手中，做了这事之后捐赠者也满意了。其实捐赠者把钱都捐出去了，他要啥呢？他要的就是尊重。
《21世纪》：前述问题说明红会在自身内控和外部监督方面存在哪些缺陷？
王振耀：社会开放度不够。红会现在设立社会监督委员会，也是再提高开放度。社监委只是第一步，后续决策也要放开。例如台湾红会很开放，尤其是决策，很多有声望的人在台湾红会中是发挥作用的，形成一种官民互动的局面，执行层面和社会是有机联系的。
《21世纪》：红会在地震中短期内募集到大量物资，对资金的募集使用、监督及透明度，你的建议是什么？
王振耀：比如说能不能成立一个捐款使用的委员会，让一些大额捐款者派驻代表。千万不要走过去的老路，这也是红会开放性的要求。
《21世纪》：此次芦山地震，很多人不愿意捐钱捐物，宁愿自己将物资带到灾区，应如何引导民众的善举和捐赠热情？
王振耀：这需要信息平台的建立，为公民的捐赠提供便利的信息。一是政府和民间一定要有一个接口，哪怕在(政府)社会部里设立一间办公室，但是现在没有；另外一个民间组织之间也要建立信息分享的平台。此次地震，壹基金联合28家公益组织组建了一个搜救队，但我觉得还不够，这个联合平台工作机制还不发达，它需要有信息加工、信息研究等各种各样的功能，并不是公益组织到灾区救灾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