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芦山地震以来，中国红十字会系统募集资金占到震后公益组织募资的一半，如何看待其他公益组织和红会的关系，公益组织的发展对红会的改革有何作用？
王振耀：2008年之后，公益慈善事业飞速增长，现在公益组织已经进行到多元时代，国务院鼓励大家进行公益组织注册，民间组织也有了公募的权利。原来救灾的时候，发的文件救灾捐款只公布了两个账户，一个红会，一个是慈善总会，最多再公布一个民政部的账号。
公益组织的进步会直接和间接地推动红会的改革。直接的促进作用表现在救灾过程中红会与其他公益组织的如何合作、对口以及合作机制如何优化。间接地表现为红会和其他公益组织是一种慈善业的竞争，你愿意向红会捐款还是向壹基金捐款，这是一种捐款竞争。民间组织的发展对红会的改革是一种良性竞争的推动，红会做得慢，全社会舆论都在批评它。
红会改革是中国体制改革的交汇点
《21世纪》：作为一个公益研究者，您如何看待中国红十字会的性质？
王振耀：红会一身兼三种性质：政府性、国际性和民间性，三种性质交织在一起，因此红会是复合型的。红会参公管理、纳入到政府体制、财政拨款，在这个意义上红会具有政府性；红会是国际红十字会的成员，毫无疑问是国际的；红会要募款并进行各种各样的慈善活动，又是社会组织。
《21世纪》：您如何看待红会的改革？
王振耀：因为红会一身兼具三重性质，红会的改革一定会是改革的交汇点。大家对红会改革的要求是多重的：一种是要求红会去“行政化”，和民间组织一样；一种是从红会的政府性出发，要求红会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改变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给公众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因此，红会的改革是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交汇点，也是中国体制改革的交汇点。
大家希望红会改革，实际上是希望整个公共管理体制能进一步改革，这是全社会对改革的一种呼唤，集中体现在红会上。因此，红会的改革不仅仅红会的改革，更是公众对具有公共管理职能的机构改革的一种期盼。
《21世纪》：您认为红会应该如何进行改革呢？
王振耀：红会是一个带有公共管理性质的机构，我认为红会没有必要立即也不可能和政府切断关系，即所谓的“去行政化”，相反红会可以凭借和政府的关系，撬动政府资源的杠杆，研究公众的需求，利用好这个渠道，建立一些普惠和公益的服务项目，一定要做几件老百姓能感受到的事情，让公众从身边感受到红会的项目。
利用政府投入做公益活动的情况在各个国家及地区都有，我们国家也有。比如上海红会给儿童办了一个大病医疗保险，儿童交50块钱，上海红会动员财政拿50元，这基本解决了上海儿童的医疗问题。红会具有政府背景，可以从财政要到钱，可以多做一些这样的救助。
与此同时，红会的开放性和社会性也要加强。在社会性方面，社监委成立之后，下一步是不是可以考虑让一些社会贤达进入决策层面，在决策之时让他们在场并提出批评意见。扩大社会性之后，行政化就自然而然地减弱了。当红会有几百万的志愿者之后，你还能按照政府管理部门的管理方法管理吗？
先向社会开放还是先和政府切断，我认为这是存在争议的，我个人赞同先向社会开放的，因为这样的改革可以操作。如此也可以达到红会最终的改革方向：社会性和国际性大发展，政府性相对弱化。
不赞成重启郭美美事件调查
《21世纪》：郭美美炫富事件之后，红会的公信力持续下降，您认为原因何在？
王振耀：如果说红会受到损害，郭美美事件只是压垮红会的“最后一根稻草”。2008年之后，公益行业飞速发展，整个格局都改变了，红会一家独大的情况不存在了。因此，大家就来重新审视红会，才发现红会这一套体制不行，有很多争论和意见，最后导致大家意见总爆发的就是郭美美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