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2日，《南方都市报》刊登长篇报道反省不少地方为何不出台居住证制度，甚至有专家直接指出“全面逐步推行居住证制度最大阻力在地方。”这样表态的潜意识是说，居住证制度是个好东西，如果能够推行，那就解决能够解决常住人口的公共服务供给问题。但居住证制度真的如此美好，以至于可以成为今后户籍改革的方向？在此我表示怀疑。我们不妨以国内最早实行该制度的上海居住证为例作一分析。
自2002年起，上海开始实行人才居住证，其本意是想通过此种办法在现有的户籍制度下为上海引入更有竞争力的人才，因此居住证最初只适用于引进国内外的人才方面，申请者需“具有本科以上学历或者特殊才能”。不过随着非户籍人口越来越多，居住证的不便之处逐渐凸显：如果仅仅将居住证制度适用于一小部分“人才”，那么绝大多数非户籍人员的日常生活都会受到影响。在2012年底，上海的常住人口已经接近2400万，有将近1000万是非户籍人口。
为此，上海不断改变居住证的适用范围，将居住证的适用范围从“人才”变为一般劳动者。2004年8月，上海市政府将居住证的办理范围从“引进人才”调整为“在上海居住的非本市户籍的境内人员”。截至2007年底，上海全市办理居住证件的外来人员已超过433万人；2008年覆盖人群将到700万以上。
2013年5月28日，《上海市居住证管理办法》通过，宣布自当年7月1日开始对非户籍人口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同年6月27日，管理办法配套的《上海市居住证积分管理试行办法实施细则》公布。与此前的居住证相比，现在的制度最大的优点是弱化居住证持证人的“条件管理”，取而代之设置相应的指标体系，对持证人进行“积分管理”。在这个管理办法中，积分管理的基础指标“包含年龄、教育背景、专业技术职称和技能等级、在本市工作及缴纳职工社会保险年限等指标”，同时辅以“紧缺急需专业、投资纳税或带动本地就业、缴纳职工社会保险费基数、特定的公共服务领域、远郊重点区域、全日制应届毕业生、表彰奖励、配偶为本市户籍人员等指标”等加分指标。
与僵硬的户籍制度相比，上海的居住证制度通过明确的分值为持证人提供了一种稳定预期，因此这种办法被不少地方政府采用。成都、昆明、沈阳和广东省的居住证分别在2005年2月1日、2005年10月、2006年5月1日、2010年1月正式开始实施。尽管这些居住证的功能不一，但是和无法落户的制度相比，也算是有些稍许进步。
也正是如此，居住证制度被不少地方政府视为是户籍制度改革的创新，甚至得到中央首肯。2010年5月，国务院转发国家发改委《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完善暂住人口登记制度，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居住证制度。”在2013年3月6日举行的全国政协十二届第一次提案协商会上，公安部副部长黄明透露，《居住证管理办法》已经上报国务院，居住证制度将使长期在城市工作并连续居住、参加社会保险的流动人口公平公正有序地落户。而在三中全会结束后，黄明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要实行居住证制度，通过居住证这个载体，来提高对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的公共服务。
不过在我看来，居住证制度可能承担不了户籍改革的重任，甚至会因为居住证制度的实施而让户籍制度更加混乱。
首先，各地分割的居住证制度阻碍了劳动力在全国市场的自由流动。尽管公安部起草的《居住证管理办法》没有公布，但是可以想象的是，各个城市居住证所提供的功能并不一致，同时各地落户标准也不尽一致，就像黄明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指出，居住证要分类实施，“由各地根据不同地区资源环境综合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因地制宜制定具体办法，并向全社会公布，让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了解不同城市的落户条件，合理安排自己的未来，给大家稳定的预期和希望。”在劳动力流动日益频繁的今天，一个人不可能在一个城市终其一生，因此各自为政的居住证模式会成为阻碍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流动的载体，而不是像黄明所宣称的那样为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流动提供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