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政府主导的落户标准与与市场所需要的劳动力背道而驰。从目前为止，各地都是设想通过居住证制度筛选出当地所需要的劳动力，就像上海一样，根据不同条件对居住证持有者进行三六九等划分。这种办法看起来很科学很规范也便于操作，但最终是一只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因为目前的各种条条框框，无非是政府提供了一种选马的标准。但是这种以政府标准筛选出来的马匹能不能经受市场考验，还是值得商榷。当年马云在上海创业不受待见，最后悻悻然回杭州，上海创业环境差是一个因素，但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是他非名校毕业的教育履历——在名校扎堆的上海，马云持有杭州师范学院的履历自然如入不了上海市政府的法眼。尽管名校毕业生创业成功的可能性更高高，但也不能排除那些像马云一样来自草根的企业家。事实上，这些人还不少。但是在上海的居住证管理办法中，这些人在创业初期时享受的待遇可能要远低于那些名校毕业的上班族。
再次，居住证办法中的三六九等划分无法体现各个职业的真实贡献。在目前的办法中，对教育背景和专业技能尤为看重：教育背景指标最高分值110分，专业技术职称和技能等级指标最高分值140分。相比较之下，年龄分值较少：年龄指标的分值最高30分。按照这个分值，意味着高学历者给上海的贡献远大于低学历者，但真的如此吗？未必。现在大学的新晋讲师可能是供大于求，但清洁工人可能是供给不足。如果说这种情况反映了某种现实，应该是后者比前者更加珍贵才是，尽管在现有的办法下类似“环卫”等特殊公共服务可以享受加分，但加分幅度也只有20分——远逊于高学历者，换句话说，目前这个办法下没有体现出工作的稀缺程度，高学历者永远比低学历者更加受到重视。
最后，居住证制度继承了原有户籍制度的各种弊病，同时将其显性化。在原有户籍制度下，公共服务的歧视是以户籍为识别载体，我们可以说其是需要破除的计划经济遗产。但是在居住证制度下，不仅仅承认了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之间的差别，同时还在非户籍人口之间制造新的不平等。对于非户籍居民而言，申请居住证的最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享受当地的公共服务。尽管在很多国家，个人如要享受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通常需要个人提供一定的对价———如失业救济需要以就业时缴纳失业保险、领取养老金需要个人缴纳社会保险费为前提，但是对于子女的教育，则很少有国家会对此作出类似规定。
为什么不能因为父母的情况而限制子女的教育？很重要的原因是子女无法选择出身，不同阶层的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本身就已经存在差异，如果政府再予以不同的区分，则会强化这种不平等，而这对其子女是非常不公平的。相反，有些国家倒是采取另外的措施来矫正这种出身上的不公平——如备受争议的美国平权法案。而目前很多城市在居住证上将子女受教育与居住证挂钩的做法，倒是强化了这种先天不平等，按照上海的办法，农民工的子女可能永远无法获得在上海参加高考的机会，而大学教授的子女就很简单。在目前各省市高等教育资源不均衡的背景下，这种不公平的格局将会继续延续。
如果户籍制度要真改革，那么就要打破地方政府对落户标准的垄断，让一国公民能够在国内各个城市自由落户。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要人财物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内流动，但居住证制度的实施则是进一步分割了这个市场，同时还会导致社会族群的内部纷争。无论是从经济意义或者是文化意义，这都不是一个好的选项。（中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