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图为沈阳药科大学高职学院学生在中药技能鉴定大赛中，进行中药饮片鉴别盲认部分的测试。
2012年，我国高职院校毕业生在300人以下规模企业就业的有近六成，在50人以下规模企业就业的约三成。这些高技能青年劳动者为中小企业从人才与技术困境中“突围”提供了一支生力军。
我国适龄劳动人口已呈下降趋势。为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我们面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紧要任务，亟须改变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大量廉价、非熟练劳动力增长的传统模式。作为培养劳动技能人才的生力军，职业教育应发挥重要作用。
输出劳动生力军
无论是中等职业教育还是高等职业教育，都已占相应阶段教育的“半壁江山”。2011年，全国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660万人，占高中阶段教育毕业生总数的45%；高等职业教育毕业生329万人，占高等阶段教育毕业生总数的54%。从人力资源的角度来看，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新增劳动力中，有一半由职业教育供给。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取得快速发展，这与我国连续多年经济高速发展紧密相关。“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联系最密切，作用也最直接。”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马树超表示，“在由生存型社会转向发展型社会的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地方经济发展和职业教育呈现相互依存、共生共长的关系。”
如今，布局在各地，尤其是地级市及以下地区的职业院校，正成为协助城市实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战略的推手，成为中小城市、小城镇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人才平台。
苏州太仓，一个东部地区的县级市，在城镇化进程中，德资企业由原来的20家增加到170多家。当地吸引大量德资企业入驻的法宝，正是优质的高职教育。当地政府坚持“瞄准产业设专业，建好专业促产业”的思路，充分发挥健雄职业技术学院等高职教育资源优势，调整专业结构，强化社会培训，拓展国际合作，根据众多德国企业聚集的特点和用工需求，主动打造职业教育的“双元制”本土化新模式，为高质量城镇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人力资源环境。
中西部地区迫切需要职教毕业生留在当地
从“送出去”到“留下来”
长期以来，不少中西部职业教育院校以毕业生能到沿海发达地区和大城市打工就业为办学成就，形成了“送出去”的发展模式。但是，随着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当地企业越来越多地需要高素质的一线劳动者，迫切需要职教毕业生留在当地。中西部地区已开始调整职业教育发展策略，将原来主要服务发达地区产业用人需求转向实施以服务当地产业为主的“留下来”发展策略。
以贵州铜仁职业技术学院为例，其学生三分之一来自铜仁，三分之一来自省内其他地区，余下的来自省外。学校改革教学内容，对接当地产业发展，让学生在当地有足够的发展空间。现在，学院80%的毕业生留在铜仁，为当地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提供支撑。
在新形势下，中西部地区的三线城市、县域经济体对职业教育的渴求更加强烈。正如四川省绵阳市市长林书成所说，如果高职院校能够以一个专业带动地方一个支柱产业，出多少钱政府都可以支持。
虽然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对职业教育的“需求差异”在缩小，但各地区职业教育的“供给差异”仍然相当大。根据全国教科规划课题“区域职业教育均衡发展”对全国31个省区市职业教育发展情况的测算，2009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未达标问题较为严重，区域之间差异较大，尤其是中西部地区高职院校办学条件亟待提高。
马树超表示：“职教供给能力不足，说明当前一些地区发展职业教育的意识与理念还跟不上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需求，迫切需要转变区域职业教育发展重心——从‘获取一技之长’转向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拓展学生发展空间’两个服务并重。”
涉农类专业毕业生数以百万计，高中文化的农民增量仅几万人
探索独特“服务域”
不可否认,尽管我国职业教育近年来发展迅速，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职教学生社会地位、收入不高，社会支撑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如鲠在喉。据统计，过去10年，我国学校培养了数以百万计的涉农类专业毕业生。但是，根据2000年和2010年的两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增量仅几万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同样面临着“下不去、用不上”的结构性矛盾，说明职业教育本身亟须转型升级。
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坚定不移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使自然条件不同区域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推动发展。
马树超认为，国家推进区域均衡发展战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需要努力推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此背景下，区域职业教育应该更加积极地探索自己独特的“服务域”和“发展域”。职业院校应该根据地方产业结构、产业政策、产业发展和人才规格的需求，紧贴地方产业发展，找准契合点，建立专业设置动态调整机制，形成专业结构与区域重点产业布局相适应、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与区域产业对技能人才需求相协调的发展格局，成为向政府促转型和企业谋升级提供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基地。
专家表示，职业教育需要转变以升学率、高端就业率等为主的评价体系，以服务城镇化建设、服务现代农业发展、拓宽毕业生就业空间为要求，鼓励毕业生在三线城市、县域城镇和农村地区发展，逐步强化专业对口率等评价指标，并形成新的评价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