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辉
3月29日央视《新闻联播》用接近3分钟的时间报道了南海“负面清单”改革。南海的“负面清单”，相当于投资领域的“禁限名单”，明确列出禁止和限制企业投资经营的行业、领域、项目等。
南海今天的“负面清单”与改革开放之初的“六个轮子一起转”有异曲同工之妙。30多年前，南海凭借敢为天下先的精神，通过国有、乡镇、村集体、合资、外资、个体“六个轮子一起转”的经济发展模式，激发社会活力，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创造了著名的“南海模式”。“六个轮子一起转”，说到底就是打破政府的约束，充分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来发展经济，让市场发挥更突出的作用——这恰恰是“负面清单”改革所要达到的目的。
30多年来，虽然南海的市场经济不断发育完善，但像很多地方一样，政府对经济的微观干预依旧可见。比如在行政审批过程中，批给哪些企业、什么时候批、批多少，政府部门可以自由裁量，这就限制了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发挥。而“负面清单”推出后，“法无禁止即合法”，减少了政府的直接管制，降低了经济运行成本。从这个意义上讲，“负面清单”改革是“六个轮子一起转”的基因延续，两者一脉相承，是不同历史时期南海释放出的重大制度红利，是南海新一轮改革开放过程中涌现出的“南海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按照“负面清单”非禁即入的模式，只要不属于“负面清单”禁止或限制的领域企业均可进入，这就降低了市场准入门槛，将事前监管转向了事中与事后监管，加大了后续监管的难度和压力。当准入门槛降低后，市场主体会更多，市场行为的自由度更大，如果缺乏有效的后续监管配套措施，可能会使“负面清单”改革的红利不能充分释放。但南海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在借鉴“负面清单”做法的过程中融入了更多南海元素，比如在“负面清单”之外，还配套“准许清单”和“监管清单”，并把清单纳入网络审批和监督系统，权力标准化与网络行政相结合，使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更加清晰。
然而，“负面清单”改革对南海也提出了挑战。审批事项是有关部门及其负责人手中的权力，这些权力给部门和个人往往能带来巨大利益。这也是为什么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过程中，一些部门常常对下放和削减行政审批事项进行抵触，下放和削减的往往是一些无关紧要、利益不大的，而有“含金量”的审批权则牢牢掌控在手中。“负面清单”改革同样面临这一问题，它变核准制为备案制、变审批为备案管理，能够有效缩小政府部门审批权限，但也严重影响到既得利益，这就呼唤南海的改革更具勇气，呼唤有关部门转变管理思路，加快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
南海“负面清单”改革的意义显然不局限于南海。作为改革明星，南海具有为全省乃至全国探路的意义。近年来，南海一方面输出了众多改革经验，继2012年南海农村改革荣获第一届广东治理创新奖后，2013年南海区的“网络问政改革”又获得第二届广东治理创新奖，不少好经验、好做法被其他地方借鉴。另一方面，南海还输出了改革价值观——南海经济已经走在全国前列，但改革依旧不停步，永不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酣睡，这种改革的追求与勇气值得很多地方警醒。
（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高级政策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