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的车检改革，规定自9月1日起，车检大权将从政府转交给市场。非营运轿车在六年内免检，公安等政府部门退出车检机构，市场机构取而代之。
车检是块香饽饽，权力寻租明显。过密的车检，让车主付出了心不甘情不愿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换来的却是质量低下的服务，以及无法界定是否必要的“必要性”。这种因管制而牺牲的效率和服务，在国内还有很多。
简政放权，就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就是给市场、社会和个人松绑，让他们获得自由。简政放权之所以难，在于让利。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并不只随便说说。对于很多既得利益部门，别说断腕了，断个手指头都不干。
去年以来，简政放权绝对不是走形式，无论是企业注册资本制度的改革，还是国务院连续下放和取消审批权限，都让简政放权成为实实在在的干货。只是，需要简政放权的地方实在太多，每一次简政上的突破，每一次放权上的破冰，都让人们“得陇望蜀”，期待更大的惊喜。但是自我削权这种事，挤牙膏已是属于不易，全线铺开的事情可以想，但在现实世界有困难。在改革初期，改革在很多地方实现不可逆的突破，在于改革速度飞快，旧的既得利益部门还未反应过来，新的改革受益阶层已经壮大，特别是在农村的改革，有一种摧枯拉朽般的感觉，人民公社连声道别还没说，历史帷幕就已拉上了。在改革开放后的第36个年头，权力已从市场管制和寻租中获得好处，部门利益化和权力部门化的现象日益严重，使得改革真可谓是攻坚克难，一块一块啃硬骨头，而难以速战速决。
市场化的改革，有时候遭遇的不仅仅是强势群体的抵制，一些弱势群体也在与市场化改革进行拉锯战。很多媒体都报道过，在上世纪90年代与垄断国企自愿解约的那部分职工，现在聚集起来无理由地要回来，对他们而言，契约精神是奢侈品，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还有一些企事业单位，把一些有油水的部门，比如食堂，交给市场运作，也会遭到职工的捣乱，因为在那些有油水的部门里，多是安插进去的自家亲戚。再有，前段时间一国企尝试着改变职工的世袭制，也就是父母退休、子女接班的制度，结果，数千职工聚集起来抗议改变子女包分配政策。这一尝试可能也就不了了之了。
让市场说话，承受着来自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两个方面的压力，他们共同之处在于希望保持利益的固化，尽管对于不同的群体而言，利益的量级可能是天上地下的差别。但是利益固化和竞争固化，是市场的两种敌人，也是社会长治久安的两种敌人。让市场说话，天塌不下来，但战略上的藐视，需要战术上的重视来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