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作为我国生育政策调整的重要一步，“单独二孩”政策曾被许多人寄予厚望，认为此举将改变长期以来的低生育率问题。然而，国家卫生计生委在政策实施1年之后公布的数据显示，“单独二孩”的实际申请量仅为70万，远远少于预期。
如此低的“单独二孩”申请量意味着什么？下一步我们的生育政策应该往哪里走？日前，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了国内知名人口学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李建新教授。
我们进行人口政策调整的最佳时机是2000年左右
中国青年报：您怎么看“单独二孩”申请遇冷？
李建新：这是由这一政策所对应的生育主体的特征所决定的。人口学上，15～49岁的女性都被视为育龄妇女，但现实中，生育主力军是20～35岁的女性。今天，这部分女性几乎全是80后90后。她们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像上一代一样只追求生育数量，而是追求生育的质量。而且，她们倾向于追求更好的教育与职业发展，导致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增大。同时抚养孩子的经济成本也在增加。所以，对于这一部分女性，即便放松了对生育的限制，她们的实际生育行动力并不强。
中国青年报：在“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之初，许多调查都显示，有50%甚至60%的人有生育意愿。为什么调查结果与现实情况差距这么大？
李建新：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生育意愿等同于实际的生育计划以及生育行为。生育意愿更多是一种理想状态的表达，到了实际做生育计划时，受到的限制肯定要多一些，到了真正生孩子时，面临的困难会更多。比如，人们总说儿女双全最好，可很多人在生了第一个孩子后，发现太累了或养不起，就打消了要第二个的念头。
中国青年报：在这种状况下，许多学者建议，应尽快全面放开二孩。但您曾说过，我们已经错过了全面放开二孩的最佳时机。
李建新：我们进行人口政策调整的最佳时机是在2000年左右。当时，我国的生育率已经进入人口更替水平（这是保证人口长期稳定的必要条件，一般认为维持这一水平，生育率应该在2.1左右——编者注）以下，这时候调整人口政策，有利于实现人口均衡发展。同时，如果将20～34岁的女性视为生育主体，在2000年左右，这一群体大多是60后、70后，相比现在的80后、90后，她们的生育意愿会比较高，可操作性强，政策调整的效果就会比较好。
如今，十几年过去了，我们的人口政策调整才刚刚迈出了“单独二孩”这一小步，这为我们即将面临的人口问题埋下了隐患。
在人口竞争力方面，我国未来恐落后于印度
中国青年报：我们将会面临什么样的人口问题？
李建新：一说到中国的人口问题，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人口数量巨大。任何一点小问题，乘上13亿这个数字，就会变成大难题；再怎么巨大的发展和进步，除以13亿这个数字，就会变得微不足道。这完全是一种错误的人口观。
人口是一个总体，我们不但应该看它的数量与增长率，更要看它内部结构的变化，比如老年人口比例、劳动力人口比例、男女人口比例等。实际上，我们正面临的人口问题，恰恰就来源于人口内部结构的失衡。
首先，在未来50年里，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将急剧少子老龄化。据联合国预测，在我国的总和生育率（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编者注）保持1.8不变的情况下，2050年我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将占到26.0%，0～14岁人口比例下降至13.5%；如果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3，2050年时老年人口比例将高达27.8%，而0～14岁比例将降至9.1%。
其次，我们人口中的两性失衡问题也将日益严重。如果按照男方比女方大两岁的婚龄差距计算，2020年，30岁的男性人口就要比28岁的女性人口多出470万，22～34岁的男性将要比20～32岁的女性共多出2600多万，而且这还是一个累积加重的过程。
最后，未来我们所谓人口红利部分，即15～64岁的劳动力人口的数量和比例将迅速下降。据联合国测算，我国劳动力人口的高峰将出现在2020年前后，届时劳动力人口将达到9.89亿，随后即迅速下降。如果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8左右,2050年我国的劳动力人口为7.9亿，2100年为5.26亿；如果总和生育率是1.3左右，2050年我国的劳动力人口为6.96亿，2100年仅为2.58亿。劳动力人口比重也将迅速下降。
中国青年报：这样的人口结构变化将会给我们未来的发展带来哪些挑战？
李建新：人口是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基础，人口结构的失衡必将影响我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方方面面。比如，经济增长的潜力与人口中的劳动力人口比例变化有着很大关系，如果我国的劳动力人口迅速萎缩，将会给未来国家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而庞大的老年人口，将带来养老和医疗等方面的巨大挑战。再者，家庭结构单一化，“失独”家庭等风险家庭增多，加之两性婚配人口严重失衡，都将极大地影响到我国社会和谐与稳定发展。最后，微观家庭和宏观人口结构的急剧的失衡变化，不仅极大地影响到国防建设与国家安全，更会影响到中华文明和大国国力的兴衰。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人口结构失衡所带来的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还没有被全社会以及相关决策部门所充分认识。
中国青年报：我们将面临的人口问题是独有的，还是其他发展中大国也存在类似问题？
李建新：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人口减少等人口变化，是人口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转变时，所产生的必然结果，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存在这一趋势。然而对于我们来说，这些变化趋势正加速向我们走来，而且这个加速的过程还是我们自己政策干预的结果。
中国和印度同为世界人口大国和金砖国家，也被公认为未来世界最具发展潜力的两个国家。比较中印未来的人口发展情况，会让我们清晰地看到自身问题的严重性。首先是在人口老龄化方面，不论我们未来的总和生育率是1.8还是1.3，到2050年，我们的老龄化比例都将超过25%。可是印度，其2020年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才刚刚超过7%，即刚刚踏进老年社会行列，比中国足足晚了20年。即便到了2050年，印度的老龄化比例也仅为14%，同时其少年儿童的人口比例仍高于老年人口。也就是说，未来我们的人口结构将是倒金字塔型，而印度的人口仍是健康的金字塔型。
更为关键的是，在与经济发展最为密切的劳动力人口方面，未来我们恐怕也将落后于印度：印度2050年的劳动力人口将达到11.43亿，2100年仍将维持在9亿以上。而在20～29岁最具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年轻劳动力方面，印度已经超过了中国，位居世界第一。
全社会特别是决策者应该转变人口观念
中国青年报：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李建新：首先是全社会特别是决策者人口观念应该转变。第一，人口问题是一个长时段问题，往往以百年为单位，所以决策者必须要有非常长远的眼光；第二，在关注人口数量之外，我们更应该关注人口的内部动态结构。我国人口问题在本质上不是数量众多带来的，而是人口结构失衡所导致的。
在观念转变之后，就应该即刻调整生育政策，变限制生育为鼓励生育。同时，也可以采取比如延迟退休、发掘第二次人口红利等措施，来减缓人口结构失衡所带来的诸多问题的冲击。
中国青年报：这样看来，与人口问题利害关系最密切的，就是当前的80后、90后乃至00后。
李建新：的确如此。现在的60后、70后，10年、20年以后将陆续步入老年，那时也将是我们的人口结构失衡所带来的问题叠加且集中爆发的时候。80后、90后、00后以及他们的后代能否直面和支撑起这样一个社会，取决于现在的行动。
所以，我经常给我的学生讲，为了微观家庭和宏观人口均衡发展，一定要生育，而且是要尽量多生。以前我们老是提倡为了国家而少生，但是以后，我们应该转而提倡为了自己也为了国家多生。同时，国家也应该鼓励年轻人生育。年轻人的生育观念或许一时难以改变，但政府可以从减轻年轻人的生育和育儿成本入手，采取一些切实有效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