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
【高端访谈】经济下行源于供求矛盾总爆发
中国经济增长仍有四大潜力
同时应警惕经济失速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是政府施政的“风向标”。毫无疑问，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左右”、“经济下行”是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最为凸显的“数字”和“热词”。
“7%左右”，不仅标明2015中国经济新刻度，更是向人民作出的“硬承诺”；“经济下行压力”不仅是政府正视现实、增强忧患意识，更是积极应对，科学谋划，全面部署。在新常态下，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能否实现？实现这个目标，靠什么？当经济转向中高速发展以后，中国经济增长还有哪些潜力可挖？3月10日，《中国经济周刊》在位于西城区永定门大街5号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新址，专访知名经济专家郑新立，请他就当今中国经济热点问题答疑释惑。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王红茹|北京报道
抑制经济下行 短期还是要依靠投资
《中国经济周刊》：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左右。而2014年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则是7.5%左右，您如何看待这个预期目标的调整？
郑新立：去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4%，今年定为7%左右，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已经明确提出要调动各方面的因素努力克服经济增速下降的势头。经济增速下降已经持续了三年多的时间，这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克服经济下行的压力也需要采取综合性的对策。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围绕着这个问题提出一系列措施，把这些措施落实到位，实现7%以上的增长速度甚至实现7.5%以上的速度都是有可能的。
《中国经济周刊》：实现这个目标，靠什么？是投资、消费，还是出口？
郑新立：投资、消费、出口这三驾马车应当说都在发挥作用，但是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已经明显减弱，出口的增长速度下降，特别是净出口的增长大幅度下降。过去净出口的增加对经济增长发挥很重要的作用，现在主要是靠投资和消费。相比而言，消费的增长比过去好，增长的速度一直比较强劲。在投资的增长上，特别是有利于扩大消费的投资的增长上应该加大力度，比如说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消费。
现在我们在个人消费品领域总体上已经供过于求了，但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仍然是供不应求的，包括环境，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谁都得享用，而这个处在极度短缺状态，老百姓很不满意。另外,教育、医疗、城市基础设施，包括交通拥堵、停车难、老人进敬老院难以及孩子入托难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可以拉动公共服务的需求，增加公共服务的供给，这些看起来是投资，实际上对消费有直接的拉动作用。
《中国经济周刊》：当前经济下行是什么因素导致的？依靠投资能否改变经济下行的压力？
郑新立：持续三年的经济下行的直接原因是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发达国家进口市场疲软带来出口增速的下降。但是根本的原因是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长期实行高投资率(编者注：投资占GDP比重)、高消耗、高污染来拉动经济增长，而居民消费率(编者注：消费占GDP比重)这30多年相对下降。
从1981年—2013年我国的投资率从32.5%一路跃升到47.8%，居民消费率从52.5%一路下滑到36.2%，分别上升了15.3个百分点，下降了16.3个百分点，投资与消费的比率处于严重失衡状态。而且三十几年的不断累积导致目前我国需求不足成为整个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也就是说，30多年我们走的路子基本上是生产能力无限扩张，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下降，生产的产品不断增加，而消费能力相对在下降，产品很快就由供给不足变成供给过剩，现在出现产能过剩，实际上是需求不足这个主要矛盾的另一种表现。
当前的主要矛盾是需求不足，这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规律。过去我们对计划经济的短缺认识比较深刻，通过发展市场经济用十几年的时间把短缺解决了，但是对市场经济下的过剩认识不够，也没有有效的对策。当前，经济下行就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的总爆发，依靠投资只能是进一步扩大生产能力，所以解决这个基本矛盾从根本上来说要靠增加消费，提高公民的购买力。这就要求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增加中低收入者特别是农民的收入，来解决过剩的矛盾。
我国的消费能力和发达国家相比水平还比较低，像美国人均GDP已经是5万美元，居民消费率是72%；我国的居民消费率一度低至34%，去年人均GDP是7500美元，约是美国的六分之一，而我们居民消费率是美国的二分之一，这说明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绝对额和美国的差距很大，我们扩大消费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中国经济周刊》：今年两会上，代表委员们热议将国内过剩产能投资到国外，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郑新立：这个是可行的，应该积极推动这件事。我们的钢铁现在过剩，但是在东南亚这些国家是将其当成宝贝，像印尼、泰国、老挝、柬埔寨，这些国家的钢铁生产能力很小。像柬埔寨一年需要200吨钢，而国内1吨钢的生产能力也没有，每年需要进口200吨钢，而且柬埔寨自己还有优质的铁矿。我们搬一个钢厂过去，在那就地建厂，对它们是一个帮助，也让国内的过剩产能有新的用武之地。
《中国经济周刊》：现在有不少人认为，国家在政策上还是依靠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这种认识对不对？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
郑新立：从短期来看可能还是要靠投资，从长远来看需要增加消费。增加消费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另外，产业结构的调整也要有一个过程，转方式、调结构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三五年就能够完成的。我国现在是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占主体，要实现这样一个产业结构的提升，不是一个五年计划就能完成的，是一个历史过程。所以转方式、调结构是解决需求不足这个主要矛盾的手段，通过转方式、调结构能够扩大国内的需求，解决需求不足的矛盾，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
所以解决需求不足从长远来看要靠扩大消费，近期来看是靠投资。但是投资的选择不是再搞那些低水平的重复建设，特别是那些高消耗、高污染的投资项目，而是要把投资的方向选定在那些能够创造好的消费环境，有利于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消费的领域，重点放在增加第三产业的投资，增加公共服务特别是环境治理的投资。所以第三产业和环境治理应该成为新的投资热点。
中国经济增长还有四大潜力可挖
《中国经济周刊》：当经济转向中高速发展以后，您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还有哪些潜力可挖？
郑新立：至少有四大潜力。第一，消费需求的潜力很大。现在全国居民消费的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比较低，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通过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重点增加中西部地区百姓的收入，在扩大消费方面的潜力还很大，让他们有钱买房子、买车、买家电，让孩子有好的教育，老人得到好的养老。
第二，工业化、城市化的潜力。我国现在的城市化水平只有53%，按照户籍的城市化率只有30%多，现在农民工有2.8亿人，他们的家属在农村加在一起一共有4.16亿人处在全家分离状态。如果能够引导农民工在城里买房子，把在农村的宅基地有偿转让出去，他们就有钱在城里买一个经济适用房。也可以把农村的宅基地退出和在城里提供经济适用房挂钩。实行这样一个政策，这样他们在城里买房子就有了更多的财力，可以减少土地资源的占用，有利于土地资源的节约。
第三，第三产业发展的潜力。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就业人员的比例只有36%左右，产值的比重去年已经超过第二产业，但是就业比例还比较低，全世界平均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达50%，发达国家达70%，像香港98%都是服务业。我国的服务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如果服务业发展起来，就业比重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服务业从业人员比例至少可以提高12个百分点，这相当于增加近一亿人的就业岗位。
需要指出的是，第三产业主要还是指生产性服务业，比如，物流、信息、技术研发、法律、会计、审计等，应该扩大这些领域。生产性服务业一般要求从业人员有比较高的素质，不是农民工都可以去干的，需要对人才的培养，特别适合大学生就业。
第四，劳动力供给有潜力。我国农业劳动力占的比重还比较高，还有很大潜力。现在全国农业劳动力有2.6亿人，种了18亿亩耕地，一个劳动力只能种7亩地。现在的机械化程度，一个劳动力可以耕种几百亩、几千亩。通过发展规模化经营，搞合作社和农业公司，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把一部分种地的劳动力解放出来，转移到二、三产业中去。
《中国经济周刊》：《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提出8方面任务，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排在首位，您认为增强内需应从何处入手？
郑新立：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需要改革来推动。 第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扩大消费的购买能力。要扩大消费需求，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就需要发挥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改革收入分配制度。
第二，加快城乡一体化的制度改革，包括户籍制度、农村土地制度等改革。要加快中西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就需要改革城市户籍制度和农村的土地制度，通过土地的流转来释放劳动力供给的潜力。使农民工由原来的常住人口变成户籍人口，由一个人在城里变成全家都在城里团聚。
第三，要全面推进营改增的税制改革。要发展第三产业，需要营改增的税制改革全面推进。
第四，要激发国有企业和大学创新的潜力，需要进一步改革科技体制，鼓励国有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把国有企业创造研发的技术成果列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的范围之内。
第五，金融方面也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可以说，我们提出的这些扩大内需的措施没有一项不需要改革，只要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改革措施，就能够激发国内增长的潜力。
2015年应警惕经济失速风险
《中国经济周刊》：2015年我们应当警惕哪些宏观经济的风险？
郑新立：需要警惕的最大的风险就是经济失速的风险。经济失速以后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些脆弱的行业，比如煤矿、铁矿、房地产，还有中小企业，不行的就要倒闭，倒闭以后就会引起不良资产的增加，就会引起银行的困难。
现在出现了“东北现象”。东北三省去年的增长速度只有5%到6%，成为全国经济增速最低的一个板块。东北三省的能源、原材料行业过多，经济增长放缓，对能源和原材料需求下降，煤炭、钢的价格下降，装备也没人买了，所以困难得厉害。要对东北现象高度重视，不要因为这些现象引起整个宏观经济的波动。
我们保持这样好的成绩来之不易，但是经济发生逆转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如果不注意，经济失速有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危险不是不存在。因为现在我们正处在向高收入国家前进的关键阶段，如果经济失速，正好落到“中等收入陷阱”中去，会延缓中国现代化进程。
《中国经济周刊》：2015年如何做到经济减速但质量不降？
郑新立：经济减速后，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自然会比较好，但是中国整体来讲，速度型的效益还是存在的，如果没有一定的速度，质量也不会得到提高，特别是结构的调整，需要在增量的调节中来实现，如果没有增量的调整，我们转方式、调结构是不可能实现的，比如，研发生产新产品和提高产品质量都需要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