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挂上农村金融自治村的牌子，我们农民贷款就不找行长找村长了。”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涛头村村民杨天杰告诉记者，今年他围了30多亩塘搞养殖，但海水养殖的资金投人高，还好农行三门县支行给涛头村整体授信3500万元用于养殖业，他轻轻松松贷到了20万元。“以前，别的金融机构的农户联保贷也就给个3万元至5万元，利息也高，现在农行的贷款不仅方便，利率还低了30%多，解了我的燃眉之急。”杨天杰说。
长期以来，农村金融供给严重不足，普惠金融的理念到底该如何落到实处?一项被称作“农村金融自治”的新尝试，近来被引人浙江的不少乡村，成为村民自治的一项新内容。通过金融自治，农民贷款只要找“村长”，无需挖空心思找“行长”;能否贷款，由“村两委”(村党支部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商量公示，银行再审核发放，从而使普惠金融最大的服务群体———农民，获得了便捷、实惠的基础金融服务。
以“五最”为纽带破解农户贷款“五难”
嵊州市甘霖镇上蔡村是个三面环山的小村庄，全村各家各户多以种植果树、苗木或养殖业为生。36岁的村民李向阳，一直怀揣着一个“大农场梦”，然而由于资金不足，他的花木基地只有3亩地。“规模上不去，销路也成问题。”李向阳也想过贷款，但不认识银行的人，手续也不知道，又没啥能担保的，碰了几次壁后便放弃了。
“李向阳的经历反映出农民需求与金融现状的矛盾，在农村很有普遍性。”正在甘霖镇挂职担任镇长助理的农行嵊州支行副行长马庆华告诉记者，一方面农民有大量的金融需求满足不了，另一方面银行发展农村金融又面临着“五难”，即“可贷农户难选、放贷额度难定、贷款用途难管、管理成本难降、银行风险难控”。
在长期服务“三农”的探索中，农行浙江省分行发现，村两委最适合成为农民与银行之间的桥梁，因为“他们最了解村民的人品和信用，最能管控农村的物权，最希望村民致富，最能及时识别农户贷款风险，最能协助银行化解农户贷款风险。”
“以村两委的‘五最’作纽带，是破解农户贷款‘五难’的最好着力点。”农行浙江省分行行长冯建龙介绍说，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农行浙江省分行开展了“农村金融自治”模式试点，目前已授予全省205个行政村以“农村金融自治村”的称号。截至9月底，这些自治村的贷款余额7.15亿元，惠及农户5858户，还没有发生过一笔逾期。
金融自治让“鱼与熊掌兼得”
作为普惠金融突破口，农村金融自治不是作秀，需要真正让农民得实惠;而作为银行，做普惠不是救济，要有效益，才可持续。鱼与熊掌难以兼得的难题拷问着普惠金融的智慧。
冯建龙告诉记者，农村金融自治，其核心是“六自”流程，即“客户自荐”，农户向村两委提出贷款需求，经村两委公开筛选出诚信农户向农行推荐;“担保自组”，农户提供村两委认可的保证人;“借款自主”，贷款经过农行审核签约后，农户在额度和期限内随时通过“惠农通”等渠道获得贷款;“用款自律”，村民对贷款进行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监督，确保贷款用于合法生产经营和生活消费;“服务自助”，农民足不出村就可通过“惠农通”机具办理;“守信自励”，农行为每个村、每个农户提供的优先信用额度、利率优惠幅度等政策直接与各自的金融自治情况挂钩，促进诚信风气。“目的就是为了让诚实守信、勤劳肯干的村民都能有尊严地获得金融服务。”他说。
“一户当老赖，全村不答应。”临海市上盘镇劳动村也是农行的金融自治村，原村委会主任、上盘西兰花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周荣仙说，他们村所有农户都种植西兰花，通过农村金融自治模式，贷款金额有1300多万元。贷款还没到期，许多村民已经迫不及待筹钱，想着还贷了。“曾经有个年轻人借了农行15万元，可能到期无力偿还，这消息马上被邻居知道了。不用银行说话，村里家家户户都盯着他，实在不行帮他垫钱也要还上。”周荣仙说，“因为一户人家的信用会影响到全村的信用等级，影响贷款额度和利率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