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原因可能恰恰是，金庸小说是通俗文学，是类型小说——作为通俗文学的主导模式，类型小说的类型不是任何人预设规定的，而是千百年来“好看”经验的自然积累，是作者与读者在长期交流中达成的密码契约。它是正对着人的欲望来的，专往人的“萌点”上戳，能让人更深地卷入爱恨情仇。如果说精英文学是诉诸人的意识的，通俗文学则是诉诸于人的潜意识的，而影响人的行为模式的通常是潜意识，其中最主要的影响通道是快感模式。比如，金庸小说中，所有重情重义的“性情中人”都成为了欢乐英雄，所有重名重利的“非性情中人”都练了葵花宝典。或许在现实世界里总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获胜，但金庸在他的王国里重新立法，遂使人心大快。反复施行的奖惩机制也会形成一种心理暗示，影响人的行为选择。相对于精英文学的复杂，通俗文学的价值形态要单纯的多。单纯不是简单，而是一种鲜明、一种力量，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才可以说“你对世界简单，世界就对你简单”。大师级的通俗文学作家能以精纯之力将天地大道植入世道人心，所以，真正塑造一个民族心灵的是优秀的通俗文学。反过来，这也说明了，通俗文学具有正能量是何等重要。
“通俗”不是“低俗”
那么，通俗文学能有正能量吗？能。这并不仅是“寓教于乐”的外在规定性决定的，而是读者内在的心理需求决定的。不错，通俗文学是供人YY(意淫，白日梦)的。但黄暴是YY，纯情也是YY。人们经常忽略YY本身可能孕育的“正能量”——这里的“正能量”不是从外面灌进去的，而是从欲望里泡出来的——人的七情六欲被推到极致处的自然升华或触底反弹。纵观古今中外的通俗文学创作，那些超级流行的大师之作没有三观不正的。其特别打动人心之处，恰恰是唤醒了人们深埋于心的天理良心，乃至侠肝义胆、浪漫情怀。而那些放纵淫邪、一黑到底的作品，往往是处于底端的末流之作，可供人一时猎奇，却很难真正流行。这固然有法令限制的功效，但更是人心选择的结果——人喜欢善。善是温暖的、光明的、美好的；善也是简单的、安全的、令人愉悦的。以恶抗恶，人能活下来；惩恶扬善，人才能活下去。这里面有着生命的大道理。
把“通俗”等同于“低俗”真是大误解。“通俗”只是“易懂”，与价值观无关，只与流行度有关。通俗文学是为大多数人服务的，是抚慰人心的。流行度越高的作品，越接近“普世价值”，越具有“正能量”。流行文学中也有一些专门挑战社会价值作品，但都只能在小众圈子里流行。某种意义上，深怀乌托邦冲动和启蒙情怀的“精英文学”也是“小众的”，是“撄人心”的，它以批判、反抗的姿态揭露“从来如此”的吃人逻辑。现代主义文学更逼着人们审丑、审恶，直面世界的真相。而“求真”从来都不是通俗文学的任务，通俗文学的第一要务是“求美”——不是文字美而是心理美，就是做梦。梦要做得美，先要做得真，所以优秀的通俗文学作品都是“高度幻想”的文学(指小说中的“第二世界”是参照现实世界的真实逻辑建构的)。但梦境的逼真，只是为了“重新立法”的畅快淋漓。成熟的通俗文学读者并不寄望“梦想成真”，“启蒙大梦”已醒的当代读者甚至不寄望一个有现实批判指向的乌托邦，只是想躲进一个与现实并存的“异托邦”，做梦是为了更好地忍受。所以，通俗文学是最安分守己的，它的任何突破冒犯都必须在一个安全值范围内，超过这个安全值，就会让人感到不舒服，不舒服就不可能大流行。这个安全值就是“主流价值观”。可以说，正是通俗文学相对于精英文学的“保守性”，保证了它的安全性。换句话说，一个社会只要“主流价值观”很正，通俗文学的三观就一定很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