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美好的居留，有赖于城市生产和生活条件的保障，也有赖于城市历史和文化的滋养。而保护城市历史和文化，不仅需要一次次“该出手就出手”的单项行动，更需要不因人事更迭而变易、能管长远能保长效的制度建设。
这就是机制、法制的力量。正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闽工作期间，习近平着眼长远，着力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化、法制化，他为此做了多项开创性探索和实践。
现今的福州文博界，传颂着“四个一”（一个局、一个队、一颗印、一百万元）的佳话，而这正是习近平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拍板解决的事。
20多年过去，“四个一”彰显的大胆创新精神，依旧熠熠生辉；“四个一”发挥的效应，依然惠泽长远。
“四个一”的源头则要回溯到24年前的春天——1991年3月10日下午，习近平主持召开福州市委市政府文物工作现场办公会议。
参加了是次会议的黄启权回忆：“这次会议主要是解决了林觉民故居的保护和修缮问题，还确定了三坊七巷等地名人故居和遗址的保护办法：今后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文物主管部门报经市政府同意，均不得拆除、改建或添建。同时，还确定了为加强文物保护工作，1991年福州市要办好7件实事，包括制定《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加强文物管理部门的力量等。”
正是由这7件实事衍生出“四个一”，以及一系列给力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创新之举。
一个局。那次现场办公会确定，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增加事业编制10名。1994年11月11日，习近平主持召开的专题研究进一步加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市委常委会又议定，健全文物管理工作机构，在机构改革中考虑设立市文物管理局。1995年6月，福州市文物管理局正式成立，作为市直二级局，人财物相对独立，定编20人。
“当时，全省包括省里和各个地市都没有专门的文物管理部门。福州在全省最早成立文物局，比省文物局成立还早，在全国同类城市中也算比较早的。成立了专门的文物管理机构，对福州文物及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1997年担任福州市文物局局长、现已退休的王培伦说。
一个队。1991年3月现场办公会明确提出，建立福州市考古队，1991年6月正式成立，定编8人。这为提升福州文物考古水平，进一步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多年来，福州市考古队在多个考古领域创下辉煌业绩。特别是中国水下考古领域，长期以来，他们作为骨干力量参加了中国水下考古一线工作，基本涵盖我国水下考古的全过程，主要参加了西沙水下考古、“南海一号”沉船遗址、平潭“碗礁一号”等水下考古发掘工作，成果丰硕。
一颗印。1991年3月现场会明确提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中的现有使用单位，都要与文物主管部门签订‘使用保证合同’”。由此延伸，福州市委市政府决定，从1992年开始，城建项目立项时需要征求文物部门的意见，加盖市文管会（后改为市文物局）的印章。“以前只需盖规划建设部门的印章就可以了，增加了文物部门的一颗印，保护文物的主动性大大加强了，建设性破坏的可能性尽量避免和减少了。”黄启权说。
一百万元。过去，福州全市每年的文物修缮经费只是从城市维护费中列支8万元，1991年3月现场会议定，从当年开始，此项费用每年市财政拨款100万元，以后逐年增加。“由此可见，习近平同志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视程度。”王培伦说。
除此，这次现场会还提出，在全市开展一次全面的文物普查；对全市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全部挂牌立碑，对名人故居、遗址等分别采取立碑纪念、挂牌昭示等办法加强管理，并一律建立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