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口述 新京报记者 伍勤 整理）
■ 诺奖阅读
非虚构写作是记录大时代的最好方式
非虚构写作尽管不与文学性相冲突，但达到二者的平衡并不容易，偏重于当事人口述的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这一点上也没有超人一等的高明，旁观式的记录在更多时候显得过于冷静。二战、阿富汗战争、苏联解体和切尔诺贝利事故……对于那个惊心动魄的大时代而言，非虚构写作也许是一种最好的记录方式。
“在这里，没人会说自己是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或乌克兰人。我们都自称为切尔诺贝利人。‘我们是从切尔诺贝利来的。’‘我是切尔诺贝利人。’就像另一个种族，就像一个新的国家。”
这是《切尔诺贝利的回忆》里的一段话，仿佛沉重的政治隐喻。
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不仅仅是一位作家，也是一名独立记者。昨晚，当诺贝尔文学奖公布结果后，有人在朋友圈里说了一句“这是非虚构写作的胜利”。
如果面对的是纷杂政治，那么非虚构写作并非一种讨好的写作方式。记录二战、阿富汗战争、苏联解体和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她，自然不见容于白俄罗斯政府。另一方面，非虚构写作尽管不与文学性相冲突，但达到二者的平衡并不容易，偏重于当事人口述的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这一点上也没有超人一等的高明，旁观式的记录在更多时候显得过于冷静。
但对于那个惊心动魄的大时代而言，非虚构写作也许是一种最好的记录方式。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著作中，我所读过的两本都直指大时代的暗面，一是《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一是记录阿富汗战争的《锌皮娃娃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