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陈独秀风流的话题不是今天才有，早在90多年前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时，小报上就说他涉足烟花。早年间北京有个八大胡同，每日高张艳帜，这里的客人主要来自两院一堂，即参议院、众议院和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当时嫖妓既不犯法也不违纪，国家议员、内阁阁员、外省督军及最高学府的师生，并不以此为耻。那时的过来人周作人写道：“涉足于花柳场中，这在旧派的教员是常有的，人家认为当然的事；可是在新派便不同了……”
陈独秀恰恰又是新派中最著名的人物，当北大校长蔡元培发起组织进德会时，陈独秀即加入成为甲种会员(甲种会员之三戒为：不嫖不赌不娶妾)，并被选为进德会评议员，说明他主观上在约束自己。对于那些风流韵事的传言，陈独秀的朋友胡适的看法最值得重视，他写道：“我当时所诧怪者，当时小报所记，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而学界领袖乃视为事实，视为铁证，岂不可怪……及今思之，岂值一嘘？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
早先，陈独秀确实有过一个情人施芝英，他们只相处过短暂的时间。陈独秀没有用党的经费供养自己的情人，这就属于胡适所说的“私行为”，用现在的话说是个人隐私，对此陈夫人高君曼怎么数落怨恨之都应该，他的朋友和同志规劝批评之也在情理之中，但这毕竟不是“公行为”，与当今有人用权力用公家的钱和物(如一套高档住宅)养二奶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码事。至于陈独秀撇下发妻与妻妹高君曼恋爱，这与鲁迅撇下发妻朱安与许广平恋爱一样，都是反抗包办婚姻之举。
陈独秀晚年有个年轻的女伴潘兰珍，也被浓墨重彩渲染为风流，或是说他“猎艳有术”。风流也好，猎艳也罢，总得有些资本才行，对一个年过半百的人来说，这资本不外是权势和财势，此时的陈独秀恰恰都没有。他孤孤单单一个人，隐姓埋名，住在上海一处普通的居民区里，他只有一点版税稿费，还不至于饿肚皮。潘兰珍是烟草公司的女工，没有什么文化，他们不过是邻居，由相熟而同居。这是平平常常一件事，无所谓风流不风流。他的友人为此事曾指责过他，陈独秀反问：“难道我就不能有个女伴吗？”陈独秀此言在情在理。一个50多岁的鳏夫，生活上当然需要女性关怀。潘兰珍确实很年轻，但这是两厢情愿的事，惟其是老夫少妇，陈独秀受到他朋友的夫人的辱骂。朋友去赔礼道歉时，他一则说这次受的侮辱最大，再则说我应该受骂。可见他比许多人更诚实些。
陈独秀1937年从南京国民党监狱出来后，居无定所，曾携潘兰珍在他北大时的学生、名教授陈钟凡家住了半月之久。刚搬来那天，陈钟凡不知陈独秀与潘兰珍是什么关系，曾问：“这是先生什么人？”
陈独秀答：“是我的女朋友。”
陈钟凡写道：“才知先生近得有女伴，足慰寂寥。”
这才是论事知人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