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是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以后,在近代史上占最重要地位的事件。在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几大流派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在中国革命事变中,目前共产国际的正式领袖斯大林,把他所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表现得淋漓尽致。由于人为的原因,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文件,已经散落,消失和被遗忘了。有些则被精心地封存起来,以防止被群众看到。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要藉助于斯大林及其亲密助手们的文章和讲话,藉助于他所授意的许多共产国际议决案,来重描一下中国革命中几个重要阶段。为此,我们要引用苏共党内反对派档案库中所藏的原始文件。我们特别要引用一个当权派干部其塔罗夫(注一)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大会上的发言。这篇发言后来也被当权派藏匿起来,以便不让党内更多的人看到。读者们会自己看到其塔罗夫的证词有如何惊人的意义,他是一个年青的职业官僚,跟着斯大林路线爬上来的投机分子。他曾是中国革命的参加者,现在已经是少年共产国际底领袖之一。
为了使事实和引证更为明了,我们以为重温一下中国革命中几个最重要的事变经过,对读者是非常有用的。
一九二六年主月二十日--蒋介石在广州第一次政变。
一九二六年秋天--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体会议,有一个从国民党派来的蒋介石代表参加。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举行政变。
一九二七年五月末--“左派”国民党在长沙实行反革命的政变。
一九二七年五月末--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宣布:留在“左派”国民党内,是中共党员的责任。
一九二七年八月──中国共产党采取暴动路线。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广州暴动。
一九二八年二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宣布在中国采取武装暴动与建立苏维埃的路线。
一九二九年七月──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放弃把武装暴动当作中共现阶段的主要口号。
一、 四个阶级的联盟
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政策,是建筑在"四个阶级联盟"这一理论之上的。下面,是在柏林出版的流亡孟什维克[1]派机关报对这种政策的赞扬:
“四月十日(一九二七年)马丁诺夫[2]在“真理报”上,极有力地并且……十分"孟什维克"式地,论证了官方立场的正确。就是说,确认了保持四个阶级联盟的必要;确认不要急于打倒联合政府,因为在这个政府里,工人正与大资产阶级坐在一起主持工作;确认不能过早地把“实现社会主义”的任务放在联合政府的面前。”(“社会主义报道”第八号第四页,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与资产阶级联盟的政策,究竟像个什么东西呢?我们且摘引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央机关报中的一段吧:
“一九二七年一月五日,广州政府颁布了一个新的罢工法,在这条法律中,禁止工人示威游行时携带武器,禁止逮捕商人和企业家,禁止没收他们的商品,建立强迫的仲裁委员会,调节劳资冲突。这条法律中的许多条款是保护工人利益的……但是与这些条款并列的,还有其它的条款,比如限制罢工自由的条款。革命战争中为保卫革命的最高利益,工人阶级必需实行某些自我限制,但上述法律的某些条款就超过了自我限制的必要程度。”(“共产国际”一九二七年三月一日,第九号第四百零八页。)
在资产阶级放在工人脖子上的绞索中,还可以找到一些有利于工人的蜘丝马迹(“条款”)。这根绞索的缺点,只是在于太紧了,竟超过了[(为防卫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所必需的程度了。这就是共产国际中央机关刊物写的东西。谁写的呢?马丁诺夫。什么时候写的呢?二月二十五日,离上海大流血仅仅只有六个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