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清代，如果清朝政府处理不好西部与北部蒙古民族关系，或许再修长城就会迫在眉睫了。清代中央的理藩机构，最初称“蒙古衙门”，可见蒙古对中原的威胁。欧亚大陆上所有的帝王和军队都畏惧蒙古军队，因为蒙古的骑兵如排山倒海，铁蹄踏遍山川沃野，他们是天生的征服者。康熙皇帝以史为鉴，纵览了中原从秦朝以来的边患，认识到“蒙古*之地，防之不可胜防”，而反复地修筑长城只能虚耗国库，在军事上毫无意义，这也是中原王朝屡屡失守的重要原因。为了抵御蒙古的扩张，女真人所建立的金朝何尝没有在草原上修筑长城呢——金代自1148年开始修筑长城，漫长的金代长城东起莫力达瓦向西南方向经过兴安盟、锡林郭勒盟、哲里木盟、赤峰、乌兰察布盟，消失于武川县南的大青山群山之中，全长五千余公里，是今内蒙古境内最长的长城。但是金朝人筑长城不仅无法抵御蒙古人，也给自己带来灾难:
长城万里长，半是秦人骨。一从饮河复饮江，长城更无饮马窟。金人又筑三道城，城南尽是金人骨。君不见，城头落日风沙黄，北人长笑南人哭。为告后人休筑城，三代有道无长城。
郝经在这首《古长城吟》中提出了一个命题:三代有道，无(须)长城。
于是，康熙废弛了长城的修筑，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大墙，这道大墙是无形的，它不隔绝民族，不固守土地。康熙设置木兰围场，以木兰秋狝的方式获得蒙、满之间的民族认同与融合，来达到“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的目的。这道大墙也是具体的，它就是热河行宫(康熙五十年即1711年正式更名为避暑山庄)的大墙，它阻挡了隔阂和猜忌，促进了包容与交流。当康熙在武烈水河谷策划热河行宫的修建时，这座清王朝的夏宫就被赋予了它独特的历史意义。康熙把这座清王朝夏季的政治中心建于长城之外蒙古人的牧场上，并兴建藏传佛教庙宇，以宗教、文化的民族融合手段解决了边患，正体现了康熙皇帝政治的智慧、强大的信心与博大的气魄。
避暑山庄的宫墙高大宏伟，形似长城，至今仍被当地人称之为“小长城”。然而这一切背后的意义却截然不同。从万里长城到避暑山庄，正是中央王朝与游牧民族关系模式的历史性转换，使“中国”史无前例地具有了当代中国的涵义。长城圈住的是中华大地，康熙的大墙圈住的是避暑山庄。虽然康熙的大墙形似长城，避暑山庄也酷似中华大地的缩影，二者却不属于同一时空。一切已经时过境迁，长城之外是满洲人的故乡，是蒙古人的牧场，长城不再是国境，长城内外皆是中国的土地。这一切非凡的变迁，使得“康熙时期中国统一牢固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历代王朝。”(戴逸)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鸟巢中心的巨大活字印刷板上万里长城的雄伟身姿隐没在漫山遍野的桃花之中，鲜花之海取代了冰冷的砖石。正如这一精彩绝伦的表演所表达的深刻寓意，伟大的国度必然具备包容天下的胸怀和开放进取的精神。
中华文明的世界精神在6世纪依托于长安城，在21世纪依托于北京城。这些伟大的城市都曾给一个时代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然而，在16世纪，肩负这一历史使命的却是一个诞生在京城正北荒僻河谷中的塞外小城，与那些千年古都相比，它的起源太简单了:避暑山庄峻工后，这座城市也就渐渐成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