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灾难并没有停止，文化大革命仍在向纵深发展，失去控制的造反者们正在走向疯狂。1967年1月5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在张春桥、姚文元的阴谋策划与指挥下，篡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一时间，“一月革命”的夺权风暴在全国各地骤然刮起。
军队决不能夺权，军队必须保持稳定，解决这个问题已是刻不容缓。1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徐向前、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和刘伯承，又聚在一起谈到深夜。他们一致认为，在非常时期要使用非常手段，必须搞出几条命令才行。应明确规定不能冲击军事机关，不准随意揪斗各级领导干部，不准成立所谓的战斗组织等。最后，他们一起研究商定了八条命令，呈送毛泽东审批。1月28日，经毛泽东亲自签发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迅速传达到全军。
林彪、江青寻找时机迫害老元帅
斗争远远没有结束。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江青等人就把这几位元帅视为其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他们一直在窥测方向，寻找时机，图谋把这几位元帅整倒。
2月中旬，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和聂荣臻等人，由于对“文化大革命”许多错误做法强烈不满，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共中央碰头会上，与林彪、江青等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林彪、江青蓄意歪曲事实真相，颠倒黑白，把元帅们的抗争诬蔑为“二月逆流”，随即发动了一连串的批斗与围攻。不久，聂荣臻病倒了。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
正在医院治眼疾的刘伯承闻讯，不顾左眼已近失明，摸索着来到聂荣臻的病房。他紧紧地握住聂荣臻的手，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他和聂帅同是四川人，早年同在上海，后转到中央苏区。长征时更是左右相伴，同率先遣队为红军杀开血路，为北上抗日作出重大贡献。建国后，聂帅在国防科技战线奋斗，功勋卓著。想到这些，刘帅感慨万千。良久，才说出一句:“老兄，你受苦了！”这在平常情况下只是普通的一句安慰话，可在那种险恶的政治环境下，它的意义和力量难以估量。事过19年后，聂荣臻回忆这一情景时还满怀感激地说:“当时我身处逆境，老战友的这种安慰是多么珍贵啊！”
1968年3月，林彪、江青等人制造了所谓的“杨、余、傅事件”，诬陷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武装冲击中央文革”，称为“‘二月逆流’的新反扑”，并罗织罪名，撤销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所担任的一切职务，将余立金打成“叛徒”予以逮捕。对于这样一个重大事件，作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伯承，事先竟毫不知晓。对此，他感到非常意外和难以理解。于是，便坐车到叶剑英那里了解事实真相。叶剑英告诉他，由黄永胜等人把持的军委办事组，已经取代了军委常委会。今后，军委常委将不会再开会了。听罢叶剑英的话，他默然不语，低头陷入了沉思。
1969年10月18日，林彪背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擅自发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黄永胜等人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的名义，把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军委的许多老同志强行疏散到外地。陈毅到石家庄，聂荣臻到邯郸，徐向前到开封，叶剑英到长沙，刘伯承则到武汉。
1972年1月6日，是刘伯承极为悲痛的一天。他情深谊厚的挚友陈毅，由于受到林彪、江青等人的打击迫害，不幸离开了人世。对老战友的深切思念，使他沉浸在无比悲痛之中。这时，他的左眼视力已完全丧失。他让人搀扶着来到医院，人未进门，哭声先传了进去。他只恨自己双目失明，不能最后见一见老战友的遗容。他走近床边，俯下身去，以手代眼，颤抖着从老战友枯瘦的面颊一直抚摸到冰冷的胸部，嘴里发出痛切的呼唤:“陈老总啊，我刘瞎子离不开你这根‘拐杖’哟！”在场的人看着这位八旬元戎肝胆欲裂、痛不欲生的模样，无不潸然泪下，呜咽失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