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以宏在孤儿院上完小学后，已16岁了。不久，劳动人事部门将他分配到安徽省合肥市棉纺厂工作。当时，中央提出青年人“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的号召，戴以宏立即响应，在全厂职工大会上，头一个报名去支援农业第一线。于是，他便由合肥市棉纺厂调往安徽枞阳县农场普农山分场，当上一名拖拉机手，后来又改当修理工。
“文革”中期开展“三查”活动时，戴以宏才知道自己是戴笠的孙子。当时，也有造反派想借此做点文章，但戴以宏反驳道：“我9岁就进孤儿院，是政府把我抚养成人的。我连戴笠面长面短都不知道!”由于戴以宏平时工作积极，也就顺利过了关。
戴以宏1976年在普农山分场与下放的一位上海女知青结了婚。1984年这位女知青返回上海，两人便离了婚。不久，戴以宏又与本场一位女工重新组合成小家庭。后来，他成了名7级修理工，他和女儿生活过得也蛮舒心。
七
1991年5月6日，戴眉曼专程赴台湾看望了她的母亲郑锡英。戴以宏也于5月24日抵台探亲。母子5人40多年来第一次团聚。那时，郑锡英患有风湿性心脏病，经常在床上躺着。人老了格外思念家乡，她对子女们说：“如果有机会，我真想回去看一看。”
戴笠的长孙戴以宽，也已过花甲之年。大学毕业后又留学美国，获得企业管理学士学位，现供职于美国，身边有一子一女。
戴笠的幼孙戴以昶，毕业于台湾东吴大学，在台湾省中华贸易开发公司任职。近年来，随着台湾工商界人士来大陆投资开店办厂的增加，他也在考虑此事。他表示：今后一旦时机成熟，即回大陆投资办公司。
过去的已成了历史，一切应该朝前看。在采访结束时，戴眉曼女士说：“我虽然出生在一个特殊的家庭里，血缘的关系把我们与戴笠父子连在一起。这些都是无法选择的，但人生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我和戴以宏自幼离开母亲，留在大陆寄养。政府和乡亲们并未对我们另眼相看，而在诸多方面关心我们，使我们成为自食其力的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历史事实已经证明：我们家前两代人走进了穷途末路，而我和以宏则走上了一条光明的人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