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认我为父，就必须承认我妻美龄为母。”
1934年夏天，蒋介石“剿匪”战事逐步进展，国民党部队在德国军事顾问协助下，节节进逼，也使莫斯科修正观点。经国由莫斯科回到斯维德洛夫斯克之后，中国政府主动“与俄国正式交涉”恢复南京及莫斯科之双边关系，以及“遣返蒋经国”的议题。
1934年10月16日，中共开始撤出江西的长征。斯大林一连几个月都在细细盘算蒋介石要求放经国归国一事。蒋经国在回忆录中提到，从8月到11月，国家安全部(NKVD)突然密切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两名特务每天形影相随跟踪他。在紧密监视的过程中，蒋经国被拔擢为乌拉尔马许工厂报刊《重工业日报》(Heavy Machinery)的副主编。按一般常理，受到严重怀疑的人，不会有机会得到这个宣传机关的职位，因此，特务可能是要查证经国的忠诚度。
过了几个星期，国家安全部乌拉尔地区主管李希托夫(Lishtov)召见蒋经国，通知他，中国政府要求把他送回国。蒋经国说，李希托夫表示，国家安全部希望他写信给莫斯科的外交部，表明“你不愿意回到中国”。蒋经国声称他拒绝听命，几天后，李希托夫又对他说，中国大使馆有位秘书希望跟他会面。蒋经国和这位中国外交官单独会面，但邻室坐了两个人。这表示蒋经国不能自由发言。“我当然不敢多说话，也不敢透露希望回中国。我们只能谈谈国内的进步，以及我家人多么盼望我回国等等。”
中国驻苏大使馆立刻把和蒋经国接触的情形，向南京方面呈报。60多年之后，台北当局还不肯公开当年南京和驻莫斯科大使馆之间就这个议题的来往函电，突然忌讳蒋经国当时亲苏、反国民党的言谈会引起难堪、尴尬。1934年12月14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下：
“当我听到经国不愿由俄国回来，知道这纯是俄国敌人编造，故能平静处之。我能对此一笑置之，应该算是有了进步。”
1937年初，蒋介石依然不能确定是否能再见到亲生骨肉。他在日记中写下：
“我深盼儿子能回来……但是若要我牺牲国家利益，我宁可无后。”蒋委员长没有承诺停止内战。此时，他的声望又告恢复，手上握有150万大军；空军虽然只有100架飞机，与日本相比是小巫见大巫，但是比起根本没有空中武力的毛泽东又强得多。由于听力障碍由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的陈纳德(Claire Chennault)出任蒋介石的空军顾问。
2月间，莫斯科再次传唤蒋经国由史维德洛夫斯克进京，但是这一次要他带着家人及随身细软。工厂里许多同志来到斯维德洛夫斯克火车站，向他们认识的伊利札洛夫同志一家人道别，大家于寒风中在月台上唱歌、跳舞，举行茶会。蒋经国对朋友们宣称：“(苏共)中央派我到中国，以便把家父争取到我们这一边。”
镜头转到莫斯科，红军友人在伏特加酒和丰盛的菜肴助兴下告诉蒋经国，苏联会尽全力协助中国击退日本。当时还未遭到整顿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极可能和他见面谈话。史狄孟尼可夫再次接见蒋经国，表示希望在蒋委员长领导下，中、苏关系日益密切。最高潮是经国进见斯大林话别，谈话主题无疑就是迫切需要成立抗日统一战线。
3月初某个寒风刺骨的夜里，蒋廷黻大使接到使馆仆役的报告，有位中国客人到访，但是此人在未见到大使本人之前，不愿透露姓名。这位满脸笑容、两颊红润的青年访客进来后，立刻表明身份。蒋大使还来不及问话，经国已经问：“你认为我父亲希望我回国吗？”蒋大使向他担保，委员长渴望他能回国。1937年4月19日，苏联货轮缓缓驶进黄浦江，蒋经国伫立在甲板上眺望，芳娜抱着年仅两岁的孝文陪着他。岸上的工厂、船坞，远比经国记忆中来得多，污染越发严重。江湾岸边，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几艘军舰悄悄泊碇，灰色的帆布掩盖着舰上的炮管。（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