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科学研究表明，一个家族的男人往往在天性上和思维方式上有着惊人的相似。看来这话不假，朱元璋的残忍在他的子孙身上如同密码一样流传着。他的儿子永乐帝是在燕王位上通过造反，推翻了建文帝而登上宝座的。这个皇帝对历史的唯一贡献大约只能算是修了《永乐大典》，而其残忍与阴损刻毒，和朱元璋相比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永乐的皇位来得不正，这是天下都知道的，但刀把子出政权，当他一旦推翻了他那个文弱倒霉的侄儿，遂开始报复性地迫害建文手下的臣子们。这些“奸恶”，有的被剥皮，有的被油炸，死得花样别出而又痛苦万状。即使如此，仍是难以消解永乐心中的愤怒，余下最阴毒的一招就是将这些“奸恶”的妻子、女儿、姐姐、妹妹，总之一切女性亲属，包括五十六岁的老太太在内，一律罚做官妓。
做了官妓还不解恨，因为按大明的制度，官妓们是坐在妓院里静候嫖客上门的。想必那时官妓的生意不太好，永乐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灵机一动，下令不许这些奸恶者的女眷坐在妓院里当坐商，而是送到兵营去，“转营奸宿”，也就是一个军营接一个军营地巡回，以便能有尽量多的男人凌辱她们。史料上明明记载：
“永乐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于右顺门口奏：‘齐泰妹及外甥媳妇，又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日夜，二十余条汉子看守着，年少都有身孕。除生子令作小龟子，又有三岁女子，奏请圣旨。’奉圣旨：‘由他，不的到长大便是个淫贼材儿。’”
“铁铉妻杨氏，年三十五，送教坊司，茅大芳妻张女，年五十六，送教坊司，张氏旋病故。教坊司安政于奉天门奏。奉圣旨：‘分付上元县抬出门去，着狗吃了。钦此。’”
两道圣旨，看得人心里发毛，所谓圣明之君，原来在如何更野蛮地处罚手无寸铁的妇女时也显得特别有创意：每夜令二十多条汉子奸宿一个家破人亡的苦命妇人，一旦死了，则抬去喂狗；才三岁的女孩子，就决定她长大了“便是个淫贼材儿”。
终其明世，程朱理学为天下第一显学，操持理学的业儒们一向虚伪地要求非礼勿视、非礼勿动，甚至探讨起嫂子一旦落水，做小叔子的伸手援助她，是否也会有干名教之类的荒谬问题。这种思想一旦被官方承认为社会精神的主流和时人的道德准则，人性必然趋向于隐忍、虚伪和做作；而人之恶则是与生俱来的，在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的规导下，恶有可能被暂停，却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正如堵不能治水，只有疏才能治水一样。理学对人之恶便如同是堵水，一旦大坝崩溃，带来的灾难将会更大。
整个大明近三百年间，这种从太祖朱元璋开始的残忍一直不曾断绝过，它竟然如同传家宝一样在这个猥琐而歹毒的家族中流传。
大明以前，统治者对知识分子还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尊敬和克制，但到了大明，知识分子的自由度没有了，连人格尊严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损伤。除了屡次文字狱外，便是那发明于朱元璋的廷杖——当场脱了裤子在大堂之上打屁股。这一处分方式原本始于东汉，得名于三国的东吴，但朱元璋之前的一千年间，都只是一种偶然采用的处罚，到了朱元璋手里，才成了常刑。这种刑罚，除了可以根据皇帝的意愿或者把人打死，或者把人打残外，还能最大程度地羞辱受刑者，能够从精神和肉体两个方面来使受刑者痛苦不已。而这些受刑者，大多数是极力推崇理学的儒者，事情就是这样的荒唐。这就是历史，丝毫不给我们的想象和逻辑留一点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