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开国大将朱亮祖是被朱元璋处以廷杖并同其子一起当场活活打死的，算是这一新刑罚的首个受用者。此后两百多年间，坐在高高龙椅上的朱家皇帝一声拿下的喝令声中，台下那些文弱的大臣们就会被两旁如狼似虎的行刑人员拉下来，当众剥光了裤子，露出白花花的屁股，狠命地打。最著名的廷杖事件发生在嘉靖年间，因议大礼之争，恼羞成怒的嘉靖两次下令在宫门外痛打大臣，其中一次多达一百八十人，当场就有十八人被打死。一百八十名文武官员被剥了裤子挨打，这大约要算中外史上绝无仅有的“趣事”。
到了朱明中后期，政治更加黑暗，皇帝更加无能，其巩固统治的手段便是利用血腥的特务制度，东厂、西厂、锦衣卫，将这种铁幕政治发挥到了极点。而朱元璋在开国年间传下来的几十种耸人听闻的酷刑被前所未有地执行着和不断改进着：墨面文身(在受刑者身上刺字并用墨涂抹着色，毕生不会消失)、挑筋(斩断手筋或脚筋)、挑膝盖(用尖刀挑断膝关节)、剁指(砍掉指头)、断手、刖足(砍脚)、刷洗(用带有钢针的刷子在受刑者身上来回刷动)、称竿(用竹竿从受刑者肛门内刺进，直入肚腹)、阉割、凌迟(一刀一刀地割)……许多酷刑原本在离明代一千五百年前的西汉文帝时就已废除了，这时却再次风光地登上历史舞台。
朱元璋晚年，大约杀人也杀得烦了，有些无奈地说：“似这等愚下之徒，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也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等他一命呜呼，他的子孙们相继继位，除了永乐帝在刑罚方面有些创新外，其他人虽继承了他残忍阴毒的衣钵，但在这方面的创造性也没有了，所谓一代不如一代，也许就是如此吧。等到朱元璋的末代子孙崇祯一边励精图治，一边大杀那些被他认为误国的各级官员时，大明的丧钟已经响了。
大明存立的14至17世纪间的两百多年里，欧洲已顺利地度过了黑暗的中世纪，走进了文艺复兴的黎明，人的尊严和个性开始受到广泛的尊重。要不了多久，就会从法兰西的土地上传出天赋人权的黄钟大吕。而在东方这个古老的国度，无法直面的残忍和极度的专制却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国家机器。等到大明将亡之时，伟大的思想家黄宗羲在他的著名作品《原君》中，发出了震聋发聩的声音：“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与此相仿，法国大革命领袖之一的马拉也发出过类似的声音：“宫廷是暴君的巢穴、淫荡的发源地、罪恶的温床，国王的历史就是国民的受难史。你们要革命，你们要自由，你们就必须砍下暴君的头颅。”
然而，当马拉在巴黎的议会大厅里如此慷慨陈词时，古老的东方远没有走出历史的黑暗，它正从大明的残忍跌进大清的残忍，更多的不幸和更多的苦痛正在等待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腾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