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以林：我基本不认同蒋读经修身不走极端独裁之路的观点。蒋也想随心所欲、对权力垄断。只是蒋所处的这个环境，他对国民党，对方方面面的权力垄断，远达不到其他人的时代。就像你说的，国民党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它当然想成为强势独裁，但是他达不到联共的水平。而且蒋也不是说不读史书，相对来讲，他很强调应用性的时候，他也要看史书。
王奇生：他就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读了一些史书，但是完全不能跟毛泽东相比。
金以林：他对国外图书、海外经验的借助，可能比毛多。1932年他非常认真地读《俾斯麦传》。他在谈到民族独立的时候，读《凯末尔传》，他就觉得无论是俾斯麦也好，凯末尔也好，是他学习的楷模，都面临着民族的危机，怎么解决民族危机，然后怎么国家独立。
王奇生：蒋对斯大林感觉不错，尤其是抗战时期到1940年代，他觉得最了解他的是斯大林。
金以林：蒋对独裁者印象都很好，不是说他不想独裁，或者读了经书以后有了自我约束，是他达不到独裁的程度。
他对谁都不信任日记里骂人无数
汪朝光：另外，日记的作用仍然是有限的，日记本身又是一个非常主观化的史料，万万不可把日记当成一个真实的历史。
我举一个例子：近代史研究所的史学家罗尔纲先生，写的《师门五年记》，里面说胡适从北平南下，只有他一个人到火车站去送行。可是余英时先生说，胡适自己就有日记，当天到场的有七八个人。余先生也挺厚道的，他只是指出了这个事实，他并没指责罗先生究竟出于什么目的，说只有一个人去送行，这个显然不完全是记忆的差误。因为七八个人，你总得记住一两个人吧，可见这里面有主观的因素，更别说因为客观的因素，确实就是忘了，这个更是很常有的。
所以如果我们把日记当成判断一个人行述的唯一标准，一定会受到误导。像日记和回忆录这样的材料，都是不太可靠的。我觉得，回忆录在本质上跟日记有相通之处。
金以林：前一段总有人争论蒋介石日记的真假。我们研究所去抄了一套，大致下来有500万字。但是问题是，有些事日记没写，比如说“4·12”几乎就一笔带过，包括皖南事变也是。
汪朝光：蒋介石日记里面也有虚饰、有意歪曲和夸张的一面。
金以林：但是起码写的内容是真的，心态是真的，只是说你怎么去表达而已。有的时候我也承认，比如蒋第二次下野的时候，他在日记中写到，他渴望自己能下野、解脱，但是这些话毫无疑问跟他当时的心境是不符合的。
还有一点我个人的体会是，随着地位越来越高，老蒋有点高处不胜寒的感觉，有的时候没人跟他说心里话，他在日记里骂人无数，基本上没骂过的是孙文、宋庆龄。
王奇生：宋美龄也骂，因为宋美龄会偷看他的日记，所以他不明着写骂，就骂妇女无才便是德，教育也不行，这些都是骂宋美龄的。
金以林：尤其是抗战以后，没人跟他交流了，他对谁都不信任，这个人的性格就是这样。有的时候，就是这种感情就在日记中的宣泄。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去重庆，他在日记里就说我要审判他如何如何。我个人的理解，这是蒋介石的一种情感缺陷。事实上，从他的行动中，毫无任何征兆或实际行动显示，他企图审判毛泽东，或者他跟党内的领袖讨论过这个事，或者做过哪些布置。
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日记的新闻价值太大，除了新闻价值以外，蒋介石日记本身的价值有限，一定要伴随大量的其他的原始文献，特别是在台湾的国史馆的《蒋中正总统档案》才能得到对史实的印证。实际上，我们可能用的其他的档案数量要远远高于日记本身的数量。像台湾收藏出版的有一套书叫《事略稿本》，从1927年到1949年有80多本。这套书除了有蒋介石日记摘编以外，还有更多的蒋介石收发往来函电。比如胡宗南给他一个电报向他报告一个什么事，然后他给胡宗南的一个回电，谈到这个事应该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