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1924年访华，在知识界中引起不同凡响，热烈支持者有之；冷眼相向者有之；激烈反对者有之……在激烈反对者中，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特别着力。他不仅发表文章多，而且有理论分析，有激烈言词，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这里，我们试着从当时情况及这些文字入手，看看当年陈独秀如何以及为何激烈反对这位印度诗人的。
1924年4月，印度大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泰戈尔应梁启超之邀，访问中国。访华期间，泰戈尔到过上海、杭州、北京、太原等地，并多次发表演讲，可以说极一时之盛。
据随同泰戈尔走了许多地方，并充当翻译的诗人徐志摩记述，泰戈尔是1924年4月12日乘船在上海登陆的。随后便在杭州、上海等地发表了一系列的演讲。这些演讲，也正是陈独秀批评的靶心。
访华之始：激烈反对
出版于1924年4月18日的《中国青年》杂志第27期上，陈独秀以“实庵”笔名发表了《太戈尔与东方文化》一文(“太戈尔”为当时译名，为存真，以下引文均同此)。针对泰戈尔与中国新闻社记者的谈话，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文章先引述泰戈尔谈话的大略：“太戈尔一到中国，开口便说：‘余此次来华……大旨在提倡东洋思想亚细亚固有文化之复活……亚洲一部分青年，有抹煞亚洲古来之文明，而追随于泰西文化之思想，努力吸收之者，是实大误……泰西文化单趋于物质，而于心灵一方面缺陷殊多，此观于西洋文化在欧战而破产一事，已甚明显；彼辈自夸为文化渊薮，而日益以相杀反目为事……导人类于残破之局面，而非赋与人类平和永远之光明者，反之东洋文明则最为健全。’”
此处陈独秀引述的话，可以说大致涵盖了泰戈尔此一时期的基本思想。中国的“五四运动”刚刚过去几年，对西方各种新的思潮正张开双手，表示热烈地接受，以期通过此改造中国古旧的文化。当此之时，泰戈尔发表这样的讲话，无论在今天看来有多少合理成分，但在当时，遭到人们，尤其遭到热烈宣扬西方民主、自由思想以期唤醒中国民众的陈独秀的反对，似乎又很正常。
针对上述泰戈尔思想，陈独秀以三点予以驳斥：“(一)尊君抑民，尊男抑女，人人都承认这是东洋固有的思想文化，并且现在还流行着支配社会，尤其是在中国，有无数军阀官僚和圣人之徒做他的拥护者，他并没有死，用不着太戈尔来提倡他复活……(二)知足常乐能忍自安，这也是东洋独特的思想。在太戈尔的意中以为正因为东洋有这种高妙思想，所以胜过西洋不知足而竞争，不能忍而不安的社会。殊不知东方民族正因富于退让不争知足能忍的和平思想——奴隶的和平思想，所以印度、马来人还过的是一手拭粪一手啖饭的生活，中国人生活在兵匪交迫中，而知足常乐；所以全亚洲民族久受英、美、荷、法之压制而能忍自安。(三)轻物质而重心灵，太戈尔也以为是东洋文化的特色，其实中国此时物质文明的程度简直等于零……太戈尔如再要加紧提倡，只有废去很少的轮船铁路，大家仍旧乘坐独木舟与一轮车；只有废去几处小规模的机器印刷所，改用木板或竹简。”
访华期间：不遗余力
在泰戈尔访华期间，陈独秀对他的批判可谓不遗余力。
例如当年4月23日发表的短文《象的民族》中，陈独秀又扫了泰戈尔一笔：“太戈尔来华，有人发起驱象党来反对他，拿象来比譬东方民族的性质，却十分恰当。象之庞然自大而实际无能，象之庞然大物而俯首受象奴指挥，叩头请安而不知耻，皮破血流而不知痛，动物中这样庞大而麻木的没有第二个。”同一天陈独秀发表的另一篇文章《天下没有不吃饭的圣人》中又讽刺说：“印度诗圣太戈尔倘没有丰厚的家产和诺贝尔奖金，又如何能见天冥想三小时，到处吟风弄月，只营求心灵生活而不顾虑物质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