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访华，每到一处，便即兴发表演讲，由于演讲内容常常在报纸上刊出，就给笔锋犀利的陈独秀以反驳的机会。在这些文章中，以发表在《民国日报·觉悟》上的《评太戈尔在杭州、上海的演说》最为全面深入。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严厉批判了泰戈尔的两个错误观念，“第一个错误是误解科学及物质文明本身的价值。”在引用了泰戈尔在上海、杭州的演说后，陈独秀说：“太戈尔也知道科学可以使交通便利，他也知道既生人世不脱离社会；他更应该知道除交通以外，吾人所有的衣、食、住一切生活必需品，都是物质文明之赐，只有科学能够增加物质文明。现在无限之恼闷，其最大原因有二：(一)是弱小民族物质文明不发达，遂造成民族间的侵略；(二)是少数人垄断物质文明的思想，遂造成阶级间的掠夺。这些侵略掠夺之无限恼闷，都非科学与物质文明本身的罪恶，而且只有全世界普遍的发展科学与物质文明及全社会普遍的享受物质文明才能救济，这乃真正是科学与物质文明在人生历程中所处的地位……”“第二个错误是引导东方民族解放运动向错误的道路。”
陈独秀认为，泰戈尔所说“人类要用爱来调和……”“在资本帝国主义未推倒以前，我们不知道太戈尔有何方法可以实现他‘用爱来调和人类’这个志愿。没有方法的一个空空的志愿，本是无用的废物……你若是大声疾呼，对被人压迫的阶级被压迫民族说：我们任他们掠夺任他们侵略，我们不必反抗不必残杀他们，还要爱他们，让他们占据这物质的乐土，我们只要恢复精神上的乐土便得了；这就是太戈尔先生要带来中国赤裸裸的一颗良心吗？”
陈独秀批评的这两个错误观念，实际已牵涉社会改造方法、途径等等问题，这在今天仍是可以深入探讨研究的，以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定向、定位的重要问题。
访华之后：意犹未尽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反对泰戈尔活动，在当时泰戈尔也深深感到了。
1924年5月，泰戈尔离开中国去了日本。但是，陈独秀似乎意犹未尽，在6月4日出版的《向导》68期中，又一气发表《诗人却不爱谈诗》、《太戈尔与金钱主义》两篇短文章。前一篇文章中，陈独秀引用吴稚晖的话“太先生你做诗罢，管不了人家的家国，你莫谈天下事”后，颇带嘲讽地说：“可是太戈尔在中国始终未谈过一次诗。”
在第二篇文章中，陈独秀更挖苦地说：“难怪北京有人说他是一个政客，不是诗人。而且太戈尔他自己如果反对金钱主义，便应将他所受物质文明社会的造孽钱——诺贝尔赏金，散给无衣无食的印度人。”在该期《向导》的另一篇文章中，陈独秀更尖锐地说：“大同主义，世界和平，废战，博爱，人类的努力本应该奔向此路，但有何方法使我们能够开步向此路走，能够除去横梗此路之障碍物，乃是一个最紧要的问题。倘无此等方法，只空喊这几个名词……在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口中喊出，则是何等昏聩无耻的话！是何等可怕的麻醉药、催眠剂！”
联系到同期的另两篇文章看，这些话的针对性是一目了然的。
访华时间：实不恰当
泰戈尔此次访华，虽然宣传与他一贯的主张没有多少区别，这我们从他大量的诗文中可以看出，可要说起，他选择的时间实在不恰当。
1924年，“五四”风暴正在中国大地荡涤着一切陈腐的观念，一切旧有的无论权威、经典、固有的神圣思想，都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个时候，泰戈尔的宣讲受到许多文化人的尖锐质问，也就毫不奇怪了。
其实就是陈独秀自己，也有一个认识转变过程。因为早在1915年，他就在第二期《新青年》杂志上发表过自己翻译的泰戈尔诗歌《赞歌》，此时，起码在诗歌领域，他还是认同泰戈尔价值的；可是1924年，社会思潮大变，古老的中国蕴含着巨大的希求解放、变革的力量，作为这股力量的“弄潮儿”陈独秀，此时出来强烈反对泰戈尔的主张、思想，也就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了。(杨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