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敌人眼皮下工作，他们随时有被捕的危险。一天中午，徐佩珩突然听见一阵急匆匆的皮靴声从巷尾传来，明显是朝她家方向来的。“幸运的是，日军在我们家门口跑过，并没有破门而入。”而她至今仍记得当时丈夫对她说的话：“如果我不幸被捕了，你可把责任完全推到我身上，我去你留，继续做好工作。”这番悲壮的话让她顿时热泪盈眶。
1944年初，徐佩珩的大女儿出生。她常常一手抱着女儿喂奶，一手收发电报。从桂林带来的电池不久便耗尽了，她只好自己动手，用小电池来制作替代品，“合起来共需96个小电池。”电池当时在沦陷区是控购物品，一次只能限买1个。为了凑够96个，夫妻俩只好分头到多个地方去买。时间一长，担心此举会引起怀疑，他们便借口说女儿晚上怕黑常啼哭，想弄个小夜灯，央求亲戚帮忙代购，这才解了燃眉之急。
27年独自抚养四子
抗战结束不久，徐佩珩回到丈夫的老家海南。她的婚姻仅维持了七年。1950年，由于时局原因，龙学湖惜别妻子和四个儿女，只身离开中国内地，之后重返南洋，在马来西亚定居，从此一水隔天涯。直到1990年，夫妻俩才重逢。40年里，她独自将四个孩子抚养成人。
徐佩珩的家中，有一张友人送来的手绘画《母子同心》。画面上一位年轻母亲背着绳索正在用力犁地，身后四个孩童也在帮忙推着木犁。“这就是我们儿时生活的真实写照。”徐佩珩的儿子龙莆尧说，父亲离开后，家中的日子愈发过得艰难。母亲自小就是“娇娇女”，从未耕过田。可为了生计，她开始从头学起，每天在田间劳作很久。夜晚昏暗的灯下，等孩子们都睡着了，她还要织毛衣、做针线活来帮补家用。
这样的家境却无法阻止徐佩珩让子女读书的决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村里同辈的人中，我们的学历是最高的。”龙莆尧坦言，为了他们的学业，母亲是倾其所有。“文化大革命”期间，母亲受到冲击，可她依旧宽容、善良、坚忍。1976年，他于东莞插队期间成了家，母亲也搬过去帮忙打点家务。
也正是从那时起，徐佩珩瞒着子女们开始悄悄写回忆录。一页页活页纸上，她用纯蓝墨水钢笔、工整的字迹，一笔一画地写下自己的过往人生。岁月如梭，一晃27年过去了，徐佩珩的子女们都成了家，工作也有了着落。“压在我身上的重担终于落了地，他们今后的生活要靠他们自己的双手去开创了。”她就此收了笔。
直到2011年，龙莆尧才看到母亲完整的手稿，“厚厚几本，竟有50多万字。”通读时，他忍不住几度落泪。去年，他将这些手稿整理编印成册。“暂时只印了600册赠与亲友，希望将来能出书，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那段往事。”（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