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基于《大清律例》，对清代中国的法律思想和体系做了系统研究。与《杀千刀》不同，其中较少对于中西文化之间的对比分析及西方观念的反省批判。
所谓“杀千刀”，即中国古代最残酷的刑罚：凌迟处死。在中国人心目中，这是对付罪大恶极者的极刑、是最痛苦的死法（这一印象仍以“千刀万剐”这一诅咒词存活在现代汉语中），然而，对晚清时目睹了这一施刑方式的西方人来说，事情还并不如此简单，因为它更被视为是中国古时法律与文化落后的象征。
“凌迟”之刑折射的中西碰撞
在当时西方人的控诉中，最能象征中国古代法律之野蛮残酷的，就是凌迟这一死刑。在他们看来，这样将死刑犯一刀刀割肉杀死，是一种骇人听闻而极不人道的处决方式。
这之所以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是因为近代的中西碰撞，法律观念上的冲突往往集中折射出双方的理念差异。对此中国人传统的管制方式承袭自唐代的番坊制，其要点是：凡外籍商人之间的内部纠纷，依其本国法律处置，并不强迫他们依从中国法律。真正棘手的问题是：当外籍商人与中国人纠纷时依何处置？此时中国多采取属地原则，即发生在中国的则按大清律例判处。这就引发了持续不断的纠纷，西方人或出于对中国法律的蔑视，或出于实际利益的考虑，几乎持续不断地控诉中国法律体系的野蛮与黑暗，以宣示“文明的”西方人不应在这样的不公而残酷的法律之下受审。其结果，这种种控诉引爆了近代的许多国际纠纷乃至战争，更不必说中西之间的误解，当然，还有著名的治外法权——这一特权的核心就是西方人不受中国法律约束。
在当时西方人的控诉中，最能象征中国古代法律之野蛮残酷的，就是凌迟这一死刑。在他们看来，这样将死刑犯一刀刀割肉杀死，是一种骇人听闻而极不人道的处决方式。而由于1900年后普通人已能携带照相机，这些恐怖的处决场面，又以照片的方式流传到西方，以更直观的方式强化了西方人的一个信念：中国是一个异质的国度（离奇、原始又野蛮），与“我们”之间存在着难以化约的差异，那里冷漠的人们对不可宽恕的方式习以为常。
作者写这本书并不是为了复述这些陈词，而是试图聚焦和追溯这一刑罚背后盘根错节的历史与阐释话语。如其所言，直到18世纪，欧洲人也都相信，对犯下十恶不赦之罪者就理应以极残酷的方式回敬他；在这一点上，中国反倒曾是世界上最早废除残酷肉刑的国家：上古的刖、醢、宫等大刑早在唐代就已废除。更重要的是：对于重罪认定的法理观念，中西差异甚大：在中国人看来，杀害一家满门三口远比身犯多桩谋杀罪更恶劣，因为这令一个家族绝后。凌迟这种死刑之所以被认为最残酷，并非仅仅因其对死刑犯肉身所施加的痛苦，更关键的是，在中国人看来，残破的尸身将使他们在死后被剥夺重生与享受祭祀的权利。
晚清法律改革家对残酷刑罚的争辩
正因此，法学家沈家本在检修《大清律例》后，最终于1905年得到允准在中国全面废除一系列酷刑：凌迟、枭首、戮尸、黥面；杖刑等代之以罚款；连坐和严刑拷问也被废除。这么做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像表面上那样是为了在法律上向国际标准看齐，而是为了急于表明中国并非一个野蛮黑暗的不文明国度。
实际上，据龚鹏程所考，凌迟之刑极少用，宋代偶然用过几次，元明才合法化，清则规定叛逆及极少数重大犯罪才施刑，一般人极难见到。但当时的西方人自然不可能了解背后如此深的文化背景（但几乎每种“离奇”的刑罚都深植于特定的文化语境之中），他们本能的反应是惊骇。对于当时中西方之间的理解落差，书中有一段不无嘲讽意味的评语：“19世纪的欧洲人可以接受剜剐身体的做法，但前提是这种情况只适用于医学而不是刑场。而在中国，老百姓对开膛破肚同样没有异议，只要这种情况是在法场上而不是在手术台上。”然而对那时的西方人来说，重要的不是去理解在凌迟之中体现出来的异文化，而在于以此来确立自身的形象：文明、优越的西方。既然这有力地证明中国未能走向文明化进程、如此沉溺于野蛮的酷刑，那么摧毁这一异质文化的帝国主义行为，看上去也就像是一次人道主义的解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