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因此，法学家沈家本在检修《大清律例》后，最终于1905年得到允准在中国全面废除一系列酷刑：凌迟、枭首、戮尸、黥面；杖刑等代之以罚款；连坐和严刑拷问也被废除。这么做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像表面上那样是为了在法律上向国际标准看齐，而是为了急于表明中国并非一个野蛮黑暗的不文明国度。事实上，许多后发国家在受到西方类似的指控和压力之后，都曾改革和废除自己原有的“残酷刑罚”，如土耳其、埃塞俄比亚等都是。作为西方人眼中“刻意残忍”的典型中国刑罚，凌迟的废除可说势在必然；并且，由于据考证它源于辽代的游牧民族，晚清的法律改革者更能坚持声称那其实并非中华传统。
这又是一重吊诡：被视为中国传统负面象征的东西，竟原本并非中国文明所有。这就像新文化运动时，新一代知识分子将激烈地抨击作为旧中国虚弱、愚昧象征的鸦片与人力车——正如罗志田曾指出的，这两样西人带来的舶来品竟成了中国传统的负面象征，这本身“便最能体现西潮已成‘中国’之一部”。当然，还有辫子——它原本也不是汉文化的，晚清时却显然是中国人形象的突出部分。沈家本等晚清法律改革家对凌迟的争辩也可作如是观：即便它本非源自中华，但它早已成中国传统的一部分。我们真正所应做的，不是通过否认它为中国传统而除罪化，而是更好地审视它。
如何理解他者？
近代西方人确实没怎么考虑中国刑法中的逻辑，存在着极多的误解，西方自己的历史中也存在残酷的刑罚，但这些都不能使凌迟摆脱其残酷性的指控。
凌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象征，至今仍能激发人们的思考，其根本问题在于：如何理解他者？蒙田在谈及巴西的食人族时曾表达了一种相对主义的宽容：“从理性标准出发，我们可以称他们为野蛮人，但是以我们自己为标准，却不可以这样说，因为和他们相比，我们的野蛮有过之而无不及。”类似的言辞，在本书中也不难找到，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近代西方人眼里，东方是不可化约的异质文明，而在三位作者笔下，东方仍是不可化约的差异性存在，只不过其态度由蔑视转为对差异的尊重：“我们想要说明的是，中国的死刑是明确依照法律程序进行的，只是它不以西方的惩罚逻辑为标准，不同于西方长久形成的死刑救赎的观念。”
当然，差异并不意味着低劣。理解之同情也是必要的，正如《中世纪神判》一书中所指出的，看上去野蛮、愚昧的神判，实际上也有其自洽的信念与完整逻辑，而取代它的现代司法审判由于严格要求所谓“法定证据”，却导致刑讯逼供的兴起，这一操之人类之手的司法程序，比上帝的审判更为冷酷无情。神判，作为过往的他者，与凌迟这一异域的他者一样，都奠基于一整套世界观之上，当我们理解了它，就会发现它是全然非理性的残忍。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正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言：“对食人族，关键在于理解他们，而不是改造他们吗？如果是这样，这种理解为什么不能适用于毒品贩运者呢？”近代西方人确实没怎么考虑中国古代刑法中的逻辑，存在着极多的误解，西方自己的历史中也存在残酷的刑罚，但这些都不能使凌迟摆脱其残酷性的指控，正如我们再理解塔利班也不能原谅他们在这个年代仍对无辜的记者执行砍头之刑、并用石头砸死通奸者。我们所应摆脱和清除的，只是过分附加在凌迟之上的那些污名化的象征与想象。（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