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这类事件并非首次发生。在1916年，浙江杭州也因为普查学龄前儿童而引致一场谣言。在那场摄魂风波里，风传7至14岁的儿童，会被招去魂灵定木桩，镇压钱塘江水，以便铺设铁路。谣言激起了市民的愤怒，他们鸣锣聚众捣毁学校，打伤教师，直至官兵出面弹压，局势才稳定下来。与引起1916年杭州摄魂谣言的原因相似，此次南京摄魂恐慌最早亦是与市政府调查学龄儿童有关。这两起摄魂恐慌中，那些害怕政府建设新学校而丢掉饭碗的私塾先生，不仅仅牢骚满腹，甚至散布和助长摄魂谣言。
南京市政府的处理如今看来富有理性和建设性。当谣言刚开始传播之际，南京市社会调查处马上报告教育局，请教育局通令各小学，细致耐心地向学生家长解释调查学龄儿童的意义，打消他们的疑虑，以此辟谣。4月2日，南京特别市教育局召开了扩大会议，会上提议印发广告，解释调查户口和学龄儿童，纯是为了市民利益，办理市政，兴办教育，以此消除市民的误会。很快，教育局就发了一张白话布告，解释中山陵需要小孩灵魂之事纯是谣言惑众。
教育局长陈剑翛也亲自上阵，为该局做调查的良好动机“鸣冤”：“如果我们不晓得学龄儿童是多少，我们如何知道要办多少学校，要请多少教师，以及要需要多少经费等……不料正在实施当中，竟发生许多笑话出来”。他还反驳那些摄魂与学龄儿童调查联系起来的谣言：“如果世界上，是真有妖邪恶劣的当道，要着你们的小孩子的命或灵魂，还来公开地调查么，早就秘密的捉将去了。”
特别市市长何民魂在教育局布告发表后，亲自到南门外询问佩戴红布条的孩童，查问谣言所自何来。4月9日，市政府特地发布第881条政府令，要求教育局劝止孩童们胸前悬挂红布。
事实上，中国人历来认为，人之生，是为魂魄的相合；而人之死，则意味着魂与魄的相分。民间百姓最恐怖的莫过于“勾魂鬼”，因为灵魂一旦离去，人便要死了。吴越之地，尤其信鬼神，重淫祀。兼之从南北朝以来佛教文化兴盛，转世、轮回等灵魂观念早已深植人心。是以每逢岁时节庆和神灵诞日，吴地的民众就要到庙宇中去叩头祭拜， 或抬着神灵偶像四处巡游，驱除邪祟。 占卜、看相、算命、求签、扶鸾、讲僮更是日常生活的重要成分。1909年，作为预备立宪的一项基础工作，官府开始户口调查工作。结果，江苏许多地方流传官府调查户口， 是要查清每个人的生辰八字，是要把被调查者的灵魂卖给洋人修建铁桥。谣言广泛流传，激起了慌恐不安的乡民们和官府的对抗。乡民群殴调查员、捣毁调查员住宅、撕毁调查册、拒钉门牌、毁坏自治局所和学堂，甚至与官兵发生武装冲突，民变覆盖了江苏绝大部分地区。(因反对调查户口的民变遍及全国10个省区，共计69次，其中江苏居首位，占37起。)
如今，南京特别市政府与之对抗的是民众内心深处的观念。那些歌谣和神秘谶语，唤醒了民众心理上的狂热激情。群体的一个普遍特征就是极易受人暗示，正如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所说，“群体通常总是处在一种期待注意的状态中，因此很容易受人暗示。最初的提示，通过相互传染的过程，会很快进入群体中所有人的头脑，群体感情的一致倾向会立刻变成一个既成事实。”
妖术恐慌
教育局完全合乎逻辑的解释所起的作用看来颇为有限。4月中旬以后，妖妇摄魂大有愈演愈烈之势。由于此时摄魂谣言中的受害者不再限于孩童，南京城里的成人也纷纷在身上挂一个红布口袋，里面装上茶叶、桃树叶、生米和七小块妇女月经布，以此来辟邪。
南京市民陷入集体性的幻觉之中。
4月16日，李高氏经过马巷口一家烧饼店，她发觉自己迷路了，于是向店主问路。烧饼店主却突然全身打起了寒噤，身体麻木僵硬。一个卖油条的妇女正好经过，也犹如魔怔了一般，昏迷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