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李高氏这样的普通南京妇女，在1928年4月，突然成了众矢之的。和1768年妖术大恐慌下的民众反应一样，南京市民的矛头指向了社会底层的流动人口。那些平日里走街串巷的三姑六婆，尽管在市民的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却一贯是受歧视的角色。她们过分热情的言辞和夸张的表现，看上去和摄魂妖妇有天然的联系。
于是，民众见到这样的妇女，开始是扭送到公安局；到后来发展到群情汹汹，南京街头，行人动辄被饱以老拳。一个女人仅仅因为看到一个拉黄包车的，因有一面之缘，便对他微笑致意，就被路人误以为是摄魂妖妇，于是众人一拥上前，扭打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妇女。
社会秩序如此混乱，人们心理紧张到没有基本的辨析能力，想象力却前所未有得活跃。一个玻璃瓶、几张纸、一个微笑，或一句言语，都会引发他们的敏感情绪，进而导致暴力行为。
自然少不了有人乘乱谋利。市民邓荣福经过马马氏家门前，向她问路。孰料，马马氏高声喊叫，说他为摄魂者。路人立即上前围住邓荣福殴打，他的衣服被撕破，身上携带的三十元票洋也被乘乱抢走。纱帽巷一家女塾的教读成文玉，到城南书店买书，用手巾包好。回家路上，走到二道高井，也许是她买到了想要的书籍，脸上挂着高兴的神情。于是，有一个妇女突然指她是摄魂的。可怜的女先生，衣服和手包都被抢走了。
一向循规蹈矩的底层民众突然发现自己也有了生杀予夺的权力。指责别人是摄魂者，成了最有效的报复手段。面店老板娘发现自己的幼女被吃面的算命先生逗哭了，便大声喊叫，说他是摄魂人，于是不用亲自动手，其他顾客便蜂拥而上，为她出了一口恶气。
媒体为此忧心忡忡。4月20日《京报》发表了署名“怎不愁”的文章《摄魂把戏》。这位怎不愁氏描绘了南京可能出现的可怕局面：“商旅裹足、家家闭户，柴米油盐，无人挑卖，几十万市民坐而待死而已。”几天前，《京报》就发出“妖妇摄取魂魄耶，流行病之传染耶”这样的质问。《京报》记者说，如今春气和暖儿，南京人一向不讲求卫生，可能是一种传染病流行。
教育局的第二次布告证实了《京报》记者的猜测。教育局长陈剑翛发布了七字韵语布告，解释妖妇摄魂纯是荒诞不经的谣言，它的流传，实际上是由于“反动分子”的“乱凑趣”和“时疫”流行，他呼吁市民不要轻信，要注意自家孩童的卫生健康。
首都卫戍司令部也发出辟谣报告，指谣言是潜伏的敌探、共党和地痞流氓等人编造的，目的是扰乱后方秩序。从1927年以来，时局动荡，南京始终是一个漩涡中心。所以，才会出现阴兵助阵这样的谣言。毫无疑问，国民政府也正好藉此清查南京城里的敌对势力，树立政府的威信，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
多管齐下
4月17日下午两点，南京市公安局局长孙伯文召开了一次研讨会。
当天上午，公安局已经发出了辟谣警示，针对连日来民众“聚殴六婆，时伤行旅”的混乱秩序，指出一切要依照法律来办，“民众非裁判之官，街衢非审判之地”。对于那些已经被扭送警局的疑犯，要讯取供词，转送地方法院依法讯办。同时，也通令各区警署严密查拿在案的逃犯等。
下午的研讨会可谓是谣言传播以来最有效的一次行动。农、工、商、妇女团体，公安局各区官佐、新闻媒体，共50多人，从生理学、心理学的维度探讨防治谣言之法。根据医生诊断，孩童和市民死亡的原因，实际上是一种传染病“拉麻症”(可能是脑腹炎一类的流行病)。正是在修建中山陵这个背景下，东门一带孩童染病死亡这一偶然巧合，配合学龄儿童调查这一契机，谣言得以讹传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