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与士兵成分
从社会学角度，如果把军阀集团视作一种社会群体的话，那么士兵(包括下级军官)就是其中一个面目不同和被动的亚群，他们对整个群体的目标麻木不仁，可又身为实现这种目标的主要工具，他们与大群体的联系是松散的，可是将他们束缚在军阀战车上的力量却有他们自身情愿的成分，士兵群的精神面貌和思想素质不知不觉地制约着军阀上层的维系方式和统治思想，因此，对施政受体的适应，成为军阀政治中教化欺骗的主要表征。
西方资本主义的全面入侵与国内封建势力的剥削压榨，造成了中国农村的普遍破产。军阀割据，累年内战，兵、匪祸联结，天、人灾相继，更加剧了农村破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村的社会结构出现了畸形的病变。
首先，农村的生产与生活结构出现了变化。随着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深化，中国农村传统的自然经济的解体逐年加剧，农业生产日甚一日地被拖入殖民化的商品经济轨道，农民愈来愈多地从事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原料的棉、麻、丝、桐油、大豆等项产品的生产。仅棉花一项，据20世纪30年代的15省100县的调查，从1904~1909年到1924~1929年这20年间，棉田的比重由11%上升为18%，而棉田的商品率在1921~1925年间达到平均31%的水平。农村生活的商品化程度也随之提高，据1921~1925年全国7省17处调查，农村家庭的全部生活资料约有1/3是购买的，全部农产品约有一半是出卖的华北地区这一比重偏低(购买占27%，出卖占44%)，华东地区偏高(购买占42%，出卖占63%)。农村生产与生活，对市场，尤其是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如此之高，传统的市场网络，直接与国际市场衔接。中国农民在殖民性的商品经济模式里，深受国际资本与国内中间商及封建势力的多重盘剥，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足以使他们破产失业，流离失所。
其次，农村的阶级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商品化的结果，不仅没有导致财富的增加，却造成了农村普遍的贫困化。据1934年全国14个地区的调查，农家平均年收入超过最低生活线的只有三个地区，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农户欠债，农村贫困化的直接后果就是自耕农的数量急剧减少，佃农和雇农增加，土地迅速向少数人手中转移，农村中的中等富裕户也大有减少的趋势。浙江鄞县1927年农村自耕农、地主、佃农、雇农之比为1∶2∶7∶10，同年安徽合肥农村的阶级结构，大地主占，小地主17%，自耕农，佃农70%，雇农12%。四川北部，自耕农在1913年为15%，1926年下降为10%，佃农同期由28%上升为38%。农村地主阶级自身结构也有所变化，与军阀有关的带枪地主兴盛起来，取代文人型的“绅士”成为农村的实际统治者，旧文人地主或者开始武化或者没落。四川由军阀、团阀和高利贷者构成的新地主，虽然人数上与旧地主相差无几，但却占有87%以上的耕地，而旧地主所占耕地的比重超不过10%。这些新地主，有的是军阀的代理人及其亲族，有的则是“在地方上办团防，带三五十条杂色枪支，参加过几回小内战，于是成为军官，到后来又在大小兼并情形中被消灭，或被胁裹出去，军队一散，捞一把不义之财回家来纳福，在乡里称支队长、司令官，于同族包庇点小案件，调排调排人事，成为当地土豪的”暴发户。
最后，作为以上两种结构变化的结果，农村的人口构成也产生了变化，带枪地主势力的膨胀，增加了农村的武装化因素，依赖这些武化豪绅为生的浮食人口明显增加，以团丁、保丁、打手、护院等名目存在，借防匪与自卫的名义，行横暴乡里之实。有人曾不无调侃地指出：四川有“四大势力”，破产者与失业者、仰仗军阀鼻息以求一官半职的“知识分子”、团防与军队，最后是瘾君子与算命先生。四川如此，全国农村也类似。农村中流亡半流亡人口逐年增加，河南叶县54村的流亡人数，1922年为2301人，1928年为5431人，1929年为6651人；1928年南召、夏邑等县的流亡人数竟占该地区总人口的20%~24%。又从上海人口的增加来看，从1910年到1930年，20年间从49万增至672万，净增12.7倍有余，间接反映出农村流亡人口的增长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