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与发迹是士兵群目标系统中最高层次的目标，对于绝大多数士兵而言，这是一种无法实现的梦幻。然而，处于财神禄神诱惑氛围的社会成员，要想从根本上断绝发财显贵之念是困难的，而且军阀往往鼓励士兵的这种追求，也确有极少数人由当兵而致显贵或得了某种不义之财，从而为希冀发达的士兵树立了某种缥缈的标榜。作为拿枪的人来说，发财的路有两条，第一条是升迁，第二条是抢劫。升迁之路太阻塞了，还没升上去，兴许就成了炮灰，于是乎军阀部队中的抢劫行为就像瘟疫一般弥漫。在士兵的行伍生涯中，由于游民意识的引导和自身发财欲的萌动，一个本来淳朴的农民会干出许多从前他连想也不敢想的暴行。这种职业性的人性异化，虽然也会引起军阀的某种忧虑，担心纪律的松弛会导致约束力的减弱，但他们更多的是利用这种狂暴性为他们打仗卖命，许诺攻城之后“自由行动三天”，甚至像林虎部将黄业兴那样，以“你睇(瞧)！几多当铺，打入去任你们发财”，作为攻击命令。
作为下层文化的浅层意识，士兵群的目标系统是原始和粗浅的，但与军阀集团的总目标却是相异甚至是冲突的。从根本上说，士兵对身属的军事集团是隔膜的，对自己所从事的战争是冷漠和厌倦的。卢齐之战，“卢氏(卢永祥)军队预发军饷四个月，但士兵多不明此举用意，且不知目前即将发生战事。”这种冷漠麻木在军阀的部队里，非常普遍。可以说，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打仗。
三、士兵群的价值体系
与其他的中国人一样，士兵群的价值体系主要是一种道德价值体系。这一体系由抽象层次和具体层次组成。抽象的道德价值取向是由传统的伦理道德体系转型而来的，特点是忠孝观念的淡化和信义观念的加强。士兵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乡里、宗族，告别了父母兄弟妻子儿女，置身于一个陌生人的世界，“出门靠朋友”的信条顺乎自然地发生作用。对平时视他们做牛马的官长，士兵们自然谈不上忠，对双亲的孝也只好体现在省下的薪饷上，只有那近乎本能的互助互依通过信义得以实现。
当然，信义观念在军队中并不是通行无碍的，往往被割裂成亲缘、地缘、教缘、帮缘等小块，只有在这形形色色的小圈子里，信义标准才能贯彻无违。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只有靠小圈子之间的互助，士兵才能生存下去，才能顶得住战火的考验。
虽然，士兵群的纵向道德意识忠孝准则被横向的道德联系信义观所冲淡，但并不意味着它们的彻底消失，只要军阀稍假辞色，好言抚慰，改善一下军需供应，抑制一点军饷的中间折扣，效忠报恩意识就会重现于士兵群，我们在冯玉祥、吴佩孚的嫡系部队里，都能发现这种已经失落了的道德踪迹。
具体的道德价值取向表现为实实在在的雇佣道德。士兵们把过去扛长打短时的雇佣道德搬来军中，像为人佣工一样，视待遇的好坏，定出力的大小，如果酬劳足够多，玩命也不是不可能，所以军阀每逢攻城夺地的紧要时刻，总要开出赏格，激励士兵向前。换言之，没有重赏，任何攻坚战都玩不了。蒋介石练黄埔新军，说是靠主义打仗，但组织敢死队攻城，还是要升赏格。
这种雇佣道德有一种被养感觉相支撑。正像没有觉悟的农民以为地主养活了他们一样，士兵们囿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也不可能意识到军阀恰是造成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悲惨境地的罪恶渊薮，所以对给他们粮吃的军阀，多少有一点“被养”的感觉，这种感觉表现在行动上就是战时至少打几枪，平时跟着军阀走，类似奉系军阀郭松龄倒戈时郭部士兵流行的“吃老张家饭，不打老张家人”的论调(因为郭倒的是张作霖的戈)，以及洪琛话剧《赵阎王》中的一个老兵教训另一个想跳槽的士兵的话：“上头花钱养着咱们，为的是有了事，怄气讲打，咱们拼着性命出个力，争这个面子，这才叫忠心，你现吃着他的粮，上别处去干，太不懂得恩典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