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的社会结构变化与军阀士兵的构成有着直接的关系，从总体上说，士兵群是由破产农民和过去依附于农村经济的各色非农业人等及游民组成的。像朱执信先生所说的那样：“从前读书的，经商的，做工的，做田工的，抢劫的，拐骗的，走私漏税的，都荟萃在兵的范围。”刚刚离开土地的破产农民、农村中新增加的浮食阶层，和由于农村破产而连带失去生计的手工业者、小商人、教书先生、游方郎中等占了士兵的绝大多数。19世纪20年代末，社会学家陶孟和曾对晋军一个旅的946人作了调查，结果表明，在这些士兵中有是农民和无职业者，几乎相同比例的人是文盲，其余为小手艺人、商人、医生(农村)和教书先生。其中68%的人要寄钱回家以供养家人，来自农村的士兵，其家庭所有耕地平均在27.74亩以下。当兵，成了一种相当普遍的职业，一种无奈的选择。
从以上对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与士兵成分的分析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第一，当兵是破产农民被迫无奈的出路。殖民性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连年的战祸，造成了大量的破产失业的农村人口的存在，而中国萎缩的工商业又与农村的商品化过程极不协调，无力吸收如此众多的失业劳动力。第二，当兵也是一种可以被乡村社会与乡村人心理所容纳的职业，农村生活商品化的结果，使得军饷可以作为家庭收入的一种，而且当兵作为破产农民最大的出路之一，其牵扯的社会面之广，使人们不得不改变一点清朝实行兵籍制度时那种“准贱业”的看法，即所谓“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传统观念。第三，脱离土地的农民成为士兵之后，仍然与他们的母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作为农民的某些特性并没有像他们变成产业工人的同类一般有所改变，甚至可以将士兵群视为农村社会结构的延展部分。
二、士兵群的目标系统
我们知道，由于中国农村特殊的经济结构，即使是佃农也有独立的生产意志，地主只收取固定的租额，而对生产经营并不加干涉，所以农民在未脱离土地之前，是具有相当独立的生活意志的。然而，过去散乱的农民个体一旦聚合成士兵群，过去那一点独特秉赋就丧失殆尽了，表现出的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群性”。他们易于接受领导，也易于反叛上司，群体意向的所指带有很大盲目性和随机性，受物质(粮饷)、精神(士气)、风习，自发性领袖，以至各种禁忌因素的影响。然而在士兵群散乱无序的行为意向中，其目标系统却显现出始终如一的趋向，这就是：活命、养家、发财与发迹，当然也有些是为了报仇或者避祸而投军，但这些动机显然不是主流。
“吃粮当兵”是最基本的动机，失去土地又别无长技的农民，当兵是比较容易找到的饭碗，而作为士兵这种职业，只要没有战死或其他什么原因死掉，吃饭活命倒是可以做到的，因为军阀要靠士兵来打仗，纵令长安米贵，吃饭倒也不难。
养家是士兵最为关切的核心目标，同样，据陶孟和的调查，那近千名士兵中有49%双亲俱存，有是独生子，有27%是结婚有家室的人。就是说，这些士兵中近一半的人是家庭的主要赡养者，其余的人，作为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的一员，其家庭的义务和责任也是根深蒂固的。
袁世凯天津小站练兵时期，士兵的待遇是优厚的，月饷号称“七品官俸一般同”。后来随着士兵市场的扩大，兵“劳动力”的价格愈见其廉，从每月十余元降至六七元，四五元不等，尽管如此，如果士兵能拿到他们的薪饷，对于平均年收入不到263元的农户(每户平均人口六人)来说，也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了。然而，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数字，实际上，由于自身辖区收入的不稳定，易受外界的影响，军阀部队的欠饷是经常的，层层克扣更是家常便饭。第一次直奉战争后，《晨报》记者曾采访过一个奉军士兵，据这位士兵说，他们开拔时曾发双饷十六元，但经七折八扣到士兵手里只剩六元，奉军在各个军阀军队中，还算是待遇最为优厚的。战时尚且如此，平时则更是苦不堪言。原藏致平部的一个排长说：“余自在闽追随臧致平后，无处不战，至今四年。每战辄弃所有，月饷虽有三十元，四年中抚家仅八十元耳，而濒于危者屡矣。”所以说，士兵养家的目标基本上是实现不了的，也正是因为这种最热切关注的目的行为受阻，士兵们才不惜用频繁的逃亡(换个军队吃饭)和兵变来对抗。据蒋百里统计，1914年逃兵人数为士兵总数的十分之一，1916年则达士兵总数的十分之三，1908～1936年共发生三百余次兵变，绝大多数是因为欠饷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