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6月16日共产国际发出指示信后，对长征决策仍出现过两次反复。一次是在1934年8月15日于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会议上，一次见于1934年9月3日驻上海共产国际远东局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报告。
编者按：《党史文苑》发表文章《从“湖南计划”到撤出瑞金——共产国际与红军长征决策》。文中就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酝酿、提出、周折、批准，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和中共中央书记处各自认识谋划运筹决策过程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其中提到，1934年6月16日共产国际发出指示信后，对长征决策仍出现过两次反复，摘编如下：
1934年6月16日共产国际发出指示信后，对长征决策仍出现过两次反复。一次是在1934年8月15日于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会议上，一次见于1934年9月3日驻上海共产国际远东局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报告。
1934年8月15日，埃韦特返回莫斯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上作《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埃韦特介绍了中央苏区最近几个月特别是最近三个月来情况恶化，中共中央在中央苏区进行总动员，通过并开始实施保卫剩下的苏区和在苏区外开展游击战的详细计划等情况，并强调指出：“我认为，只有在没有任何其他出路的时候，[中共]中央才能采取撤离我们苏区的步骤。”他重申，“还有一种尽管不能确保的可能性，即我们可以在我们缩小的地域内固守，但同时中共中央也已开始准备让我们的主力部队向湖南方向突围”。“无论我们的处境多么严峻，敌人都不可能消灭我们的有生力量，相反，我们却可能以我们的主力建立新的根据地，但同时我们将不得不把我们的部分力量留在老区及其附近地区，使其转入游击状态。”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8月29日《关于中国工作的决议》及9月4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均未涉及撤离中央苏区，向湖南方向突围战略转移的内容。
共产国际驻上海远东局成员赖安提交的《关于反“围剿”战争中国苏维埃和红军措施问题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报告》，更是得出与中共中央书记处5月下旬请示、共产国际执委会6月16日指示和埃韦特8月15日报告截然不同的结论。赖安认为：“与大约在1934年6月初敌人的大规模进攻战役基本上停止和暂时受到限制的局势相比，现在的局势对中央苏区和红军是更为有利的。顺利保卫中央苏区和坚决粉碎第七次进攻，以及夺回在第六次‘围剿’中失去的部分苏维埃土地，扩大苏区和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而且这种可能性还会增大。”赖安指出：“现在红军迫使敌人分散[自己的兵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其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西部和北部的军事部署，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甚至改变其在江西北部的军事部署。”赖安表示：“已经明显地形成了这样一种形势，这种形势对于快速发展民族革命战争和群众运动一天比一天更加有利，而特别是这种群众运动的矛头是指向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目的是更积极地支持和保护苏区和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