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鹤楼大壁画完成于1938年的秋天，由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的艺术家集体绘制，表现了蒋介石率领举国军民奋勇抗敌的恢宏场面，画面宽约30米，最高约12米。围绕这幅壁画的影像，中日两国之间展开了一场持久的艺术宣传战。
抗战初期武汉曾经是中国的临时首都，这点已经很少人知道了，在硝烟弥漫的武汉街头消失的一幅大壁画，更加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黄鹤楼大壁画完成于1938年的秋天，由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的艺术家集体绘制，表现了蒋介石率领举国军民奋勇抗敌的恢宏场面，画面宽约30米，最高约12米。戏剧家田汉担任了壁画创作的总指挥，倪贻德、周多、段平右、李可染、王式廓、汪仲琼、周令钊等三厅画家参与了壁画的创意和绘制工作。这幅巨作完成后不久，10月25日，日军占领武汉，壁画随之被毁。但围绕这幅壁画的影像，中日两国之间展开了一场持久的艺术宣传战。
目前所见黄鹤楼大壁画最早的图文报道，出现在由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资助创办，吴经熊、林语堂、温源宁等精英知识分子主持编辑的英文外宣杂志《天下月刊》（TienHsia Monthly），1938年11月，该刊发表了漫画家陈伊范（JackChen，1908－1995，陈友仁之子）的一篇文章《朝向艺术的一个新理念》，文中配有壁画的照片（陈伊范摄），在照片的说明文字中，他写道：“一幅标题为‘保卫武汉’的大壁画。在著名作家郭沫若的领导下，由中央宣传艺术部（实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英文译误）的一群艺术家绘制。”（图①）陈伊范的这篇报道，强调了中国艺术家集体绘制壁画这种崭新的创作方式。
当年12月11日，于日本东京发行的《支那事变画报》（武汉攻略特辑第三），在《武昌风景》一栏中刊载了黄鹤楼抗日壁画的局部画面，并配有说明文字：“黄鹤楼（前面的壁画是蒋被表现为统帅的抗日画的大作）”。12月28日，日本外宣机构——“日本工房”所编辑的画报《日本》（NIPPON）第1卷第2号，首次以跨页的大篇幅报道了随军记者小柳次一（1907-1994）拍摄的黄鹤楼大壁画（图②）。照片中的日军列队从壁画前走过，士兵们不约而同将视线转向壁画一侧，这种几乎等身大小在同一水平线上形成的两军“相遇”场面，造成了一种奇特的视觉效应。为了避免照片产生歧义，编者还特意附加了说明文字：“宣传壁画《威风凛凛的中国军队》，它所在的这个城市很快就要被日本军占领了。”在壁画图像的上方还配有对蒋介石形象的局部特写——《蒋的‘勇姿’》，以及李可染等人绘制的抗战宣传画，和中国军队丢弃头盔的照片，作为“败军的弃物”作为揶揄对象——也是作为日军在“武汉攻略战”中获得的特殊战利品加以公布，从而迎合和煽动日本国内读者狂热的求胜心态。
与日方的画报宣传战针锋相对，1939年6月，政治部三厅特派第三科（美术科）副科长——漫画家叶浅予（1907-1995）在香港创办了《今日中国》（ChinaToday）画报。由于西方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等人的加入，这份画刊以法、俄、英、中四种文字编排，作为中国抗战的外宣媒体，积极向外界传播中国抗战的近况。其发行对象也包括了尽可能广泛的领域：1、香港及东南亚各地书店；2、美洲和欧洲的重要书商；3、大后方的书店；4、政治部的相关机构；5、中国驻外使领馆、各国元首和外交机构。根据叶浅予的回忆，在寄发杂志的元首名单中，甚至包括了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及苏联的斯大林和英国的丘吉尔等。